2.对玄奘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20世纪早期的有丁谦的《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注：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3年。）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1915年。）。70年代后出现的对《大唐西域记》的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有：章巽校点的《大唐西域记》（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注：中华书局，1981年，），周连宽著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注：中华书局，1984。），章巽、芮传明著的《大唐西域记导读》（注：巴蜀书社，1990年。），季羡林等译注的《大唐西域记今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芮传明译注的《大唐西域记全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国林注译的《大唐西域记》（注：岳麓书社，1999年。）等。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注：中华书局，1985年。）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它是此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研究。80年代后对玄奘的研究成果丰硕，有：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注：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黄珅著的《玄奘西行》（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陈扬炯著的《玄奘评传》（注：京华出版社，1995年。），吴恩扬著的《玄奘》（注：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等。杨廷福着力于玄奘生平事迹的研究，著有《唐僧取经》（注：中华书局，1981年。）、《玄奘》（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玄奘论集》（注：齐鲁书社，1986年。）和《玄奘年谱》（注：中华书局，1988年。），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按年代列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详细考订，同时列出与玄奘有关的国内外大师、佛教诸流派、有关人物事迹等。
　　 3.对义净的研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义净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另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内学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注：中华书局，1988年。）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注：中华书局，1995年。）对义净著的两部书进行了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注：重庆出版社，1996年。）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及其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随着“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包括佛教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东渐西传，不断交汇融合。自约公元前2世纪起的初传，至公元15世纪的衰败，西域佛教在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传入、发展和没落的过程，成为佛教史上颇为独特的景观。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纪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领域的成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为今后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研究视界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研究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推动西域佛教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