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五代北宋之际中国佛教经历了一次嬗变。在此之前主要是学理型佛教通过“格义”与“判教”创宗立说，是民俗佛教在民间社会孕育生根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俗型佛教蓬勃展开的时期。民俗佛教具有泛神论、仙佛不分、兼融三教等特点；与学理佛教探索生活的意义空间相对，民俗佛教营造生活的秩序空间。
　　 佛教传入汉地以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以其讲究无为静虑的佛门说教、谈玄悟空的机锋转语为上层社会、文人学士所钟爱，最终出现所谓儒释道三家鼎立的中国文化格局。但是，我们如果省察佛教对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现实影响，首先还是会联想到寺院僧尼晨钟暮鼓、古佛青灯的生活，民间百姓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烧香许愿、超度追荐等俗信活动。佛教的这两种影响自然有它们交会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更为明显。我们不妨把产生前一种影响的佛教称作学理型佛教，把产生后一种影响的佛教称作民俗型佛教。本文主要探讨民俗型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特点。
　　一、民俗佛教发展的历史阶段
　　 日本学者中村元曾在《中国佛教发展史》提及二期划分法，把由正值公元10世纪的晚唐、五代推一千年的历程定为中国佛教前期，把北宋以降迄20世纪晚清定为后期。这种分法的依据是因为北宋以后的佛教蜕失了隋唐时期的光彩，是渐次衰落的一千年，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1〕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其实，这种分期法恰好指明中国佛教在五代北宋之际发生了气质上的转变：即从学理型佛教过渡到民俗型佛教。站在学理佛教立场上看，北宋以后佛教义学发展滞缓，谓之衰落实不为过；但是，如果站在民俗佛教立场上看，这后一千年的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难以想象没有佛教的宋元明清社会生活史应当怎样叙述，它对中国人民生活影响之深之巨达到了使人忘记佛教本来面目的地步，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先是印度宗教。因此，我们绝不应该以“衰落”来描述后一千年佛教史，因为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不妨把五代北宋之际作为分界线，前一千年佛教属于学理型占主流的时期，同时也是民俗佛教孕育生根的发展阶段；后一千年佛教属于民俗型占主流的时期，是民俗佛教蓬勃发展甚至有些泛滥的阶段；晚清以来有过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旨在张扬“人间佛教”，可以被粗略地看成是对前二期佛教进行“圆融”（兼容并包）的一种尝试。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汉族地区，历来聚讼纷纭。一般认为，最迟到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佛教已经传入汉地。《后汉书》记载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託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薄塞桑门之盛馔”〔2〕。 显然，当时汉地不仅有人信奉佛教，而且信奉佛教还被视作德性的表现。
　　 在传入初期中国佛教实际上已包孕了民俗化倾向，因为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重要的诱因是东汉社会流行神仙方术、图谶纬书等迷信思想。汉人之所以能够亲近佛教，主要是把它比附于当时那些迷信思想。牟子《理惑论》形容佛是“恍忽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魏书•释老志》叙述汉明帝梦见金人（佛）“项有日光，飞行殿庭”。袁宏《后汉纪》亦称“佛长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而大济群生”。这些佛陀形象容易与传统的神仙联系起来，引发汉人无限的向往与崇信。当时人们深受“方仙道”、 “齐学”〔3〕的思想浸染，把敬佛、供佛当作另一种“神仙祭祀致福之术”〔4 〕，仙佛一并祭祀供奉，楚王刘英、恒帝刘志同时祠黄老奉佛陀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先后经历“格义”、“判教”两个阶段，形成学理佛教不断发展的演进序列。东晋前后般若学盛行，有所谓本无、心无、即色等“六家七宗”，这是用《老子》、《庄子》、《周易》等本土固有思想去理解、传译佛教的“格义”阶段。南北朝时期高僧大德纷纷斥责“格义佛教”，主张遵循原义理解佛典，出现了各派论师，主要有三论师、涅槃师、成实师、地论师等等，逐渐生成判教思想，各自以一定的标准于隋唐时期形成本土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三论、法相唯识、净土、禅宗、律宗、密宗等。这是中国学理型佛教的黄金时代。
　　 伴随着学理佛教的译注经典、格义判教，民俗佛教得以不断地发展，在民间社会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魏收（506—573）编纂《魏书》时增设《释老志》，反映了北魏时期佛教已获得隆盛的社会声誉，佛教开始介入民间社会。首先根据现存的石窟造像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民俗佛教势力。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3世纪， 最晚的可到公元16世纪，在北魏时期臻于鼎盛。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主要凿窟活动均在这一时期。当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佛龛或造浮屠……渐成风俗……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5〕显然，这些官方或者民间的造像基本上出于世俗功利目的， 佛教已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通一大批中国人自撰的疑伪经，为佛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提供了经典依据与思想基础。据隋•彦琮《众经目录》卷四记载，当时疑伪经已达209部490卷。一般认为，这批疑伪经大多撰于南北朝，尤以北魏时期居多。由于它们大多依循中国固有的思维理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适合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的人生理想，所以在民俗佛教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据《续高僧传•昙曜传》记述，隋开皇年间（581—600）关中地区常因信奉伪经《提谓波利经》而结社。《提谓波利经》假託佛口把佛教五戒与中国文化特别崇奉的五星、五岳、五脏、五行等予以配对：“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6 〕象这样把佛家五戒与仁义礼智信五常、金木水火土五行混同起来，自然容易使民间社会同情佛教、信奉佛教。又如《历代三宝纪》记载，广州等地民间经常聚众举行占察法会。《占察善恶业报经》，又称《地藏菩萨经》，是一部伪经，认为末法时代众生应以木轮相法占察前世善恶业因，现世苦乐吉凶，在繁杂的189 种相中有中国百姓最为喜欢的条目：求官位当得获、求寿命得延年、求世仙当得获等等。当时经由各种疑伪经的融会贯通，诸如观音信仰、弥陀信仰、弥勒信仰、地藏信仰等佛教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生根。譬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这些疑伪经在社会广为流行，宣扬观音信仰灵验，有力地推进了观音信仰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