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伦理观念相互结合，生成新的民间信仰，奠定了民俗佛教的心理基础，并由此形成一些富有佛教特色的民间习俗。佛教中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与《周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传统思想相互契合，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长久以来成为规范约束民间社会的普遍心理。又如中国人素以“孝”为百行之首，儒家常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训批判佛教。作为回应与妥协，佛家编译了许多佛教人物孝亲的故事，释迦牟尼上天说法报母恩，大目键连、地藏菩萨地狱救母等；甚至还根据教理渐渐发展一整套“慎终追远”的丧祭民俗，所谓超度、十王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间的儒家伦理需要。
　　 有唐一代民俗佛教活动频繁，已具相当规模。据敦煌文献记载，迄今为止仍然影响民间社会的“十王斋”（做七、百日、一年斋、三年斋）、念经课诵等仪式已经大致成型。〔7〕当时社会上流行佛教俗讲、 讲唱变文，也反映民俗佛教已经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唐代寺院一般都要讲唱变文，亦称“俗讲”，尤其是在文宗时代（827—840）。这些俗讲、变文以讲唱形式，把《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等佛经内容通俗化，主要是编成佛教人物故事，甚至掺入一些民间传说，在寺院中开讲，敷导民俗。时人“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效其声调，以为歌曲”〔8〕。
　　 唐武宗时期中国佛教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所谓“会昌法难”（公元845年）。据《唐会要》卷47记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 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时隔不久，公元955 年后周世宗再次整顿佛教，废除境内寺院3366所。横遭两次打击以后，学理型佛教再也没能恢复原初的锐气。但从民俗佛教的立场上看，中国佛教实际上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各地香火旺盛。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 年）全国僧尼总数迅猛增加，宋太宗一次度僧就达17万人，到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僧尼人数达45万余人，寺院有4万余所。 两宋时期民俗佛教的蓬勃展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佛教内部的三个事实：
　　 第一，净土信仰盛行于两宋。僧尼竞相效法庐山慧远莲社，到处净土结社。净土信仰几乎涉及佛教诸宗，其中又以“禅净一致”、“台净合一”为其主流。延寿禅师（904—975）倡导禅净一致，在《净土指归》中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跎；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法。”天台宗中兴人物知礼（960—1028 ）则曾聚集道俗近千人，勤劝念佛，誓取往生。风气所及，民间社会深受影响，南宋末年志磐《佛祖统纪》卷26称杭州地区“年少长贵贱，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满道路”。净土信仰的修持法门主要是称名念佛，常被称作“易行道”，非常适合民间社会的口味。
　　 第二，制定各类仪轨，佛事活动繁盛。这些程式化的佛事仪轨常被民间社会用来超度荐亡，孝养父母等。宋熙宁年间（1068—1077）杨锷祖述梁武帝旧仪，撰成《水陆仪》。苏轼“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为亡妻建“眉山水陆会”。此后水陆会极为盛行，官方一度将此作为纪念阵亡将士的超度法会。宋代忏法也名目繁多，如宋初天台宗知礼与遵式（964—1032）均以忏法见长，尤其是“法华忏”与“金光明忏”， 社会影响极大。真宗晚年（1021年）诏僧修“法华忏”，为国祈福。南宋偏安时期忏法更是愈演愈烈。此外，盂兰盆会、放生、施食等佛事活动当时也非常流行。〔9〕
　　 第三，开雕蜀版《大藏经》，民间刻经之风为之大畅。佛典的广泛流通为在家信徒诵经念佛提供了便利条件。开宝四年（971 年）敕令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第一部汉文木版《大藏经》，以《开元录》入藏经为主，另外收入本土撰著及《贞元录》诸经，总计653帙，6620 余卷。此外宋代还有多种官私刻藏，如《崇宁万寿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等。
　　 因此宋代佛教世俗化色彩极为浓厚。民俗佛教一方面便以寺院为活动中心，僧俗共同庆祝佛教节日（浴佛节、腊八节、盂兰盆会等）；另一方面，佛事活动日益介入家庭生活、社区生活，被掺杂进各种民间宗教。这些情况不易在正史里读到，却散见于各种稗官野史、笔记小说。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北宋都城开封的生活百态，记录浴佛节“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记叙盂兰盆节（中元节）“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记叙腊八节“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由此不难想象北宋时期民俗佛教的蓬勃气象，各种佛教节日、佛事活动都已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两宋以后佛教愈加切近民间社会，日益与道教、民间原始信仰相杂，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无法游离的组成部分。明万历年间（1573—1620）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一则趣事：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祭典，“是日行者塞路，呼佛声振地，甚有一步一拜者，曰释香庙”。东岳庙属于道教场所，人们却念阿弥陀佛。这从侧面反映出在中国晚期封建社会里民俗佛教已占有重要地位。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如《梦梁录》、《武林旧事》、《夷坚志》、《容斋随笔》、《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纪》、《陔余丛考》、《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等宋元明清笔记小说中保留了丰富的民俗佛教资料。目前尚难对此作出详细整理，予以系统说明。这应当是中国民俗佛教最生动、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综观五代北宋前后民俗佛教的两个历史阶段，所谓民俗佛教，是指与学理佛教相对，是影响或组成民间信仰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