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不仅是秀甲西川的风景区，更是具有特定历史及文化内涵的文化区。峨眉山文化源远流长，意蕴丰富，而绵延不绝以迄于今且蔚成大观的是佛教文化。以普贤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构成峨眉山文化的主体和主流。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这不仅指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且指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的活动和人的思想，文化景观不过是附着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峨眉山这一文化景观同样是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在峨眉山这一自然物上的外化和物化。分析这一文化景观，我们可以找到峨眉山文化起源、扩散和发展诸方面的证据，并可通过研究这些证据，更好地规划和发展过去的人们给自然所带来的变化。

　　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形成
　　就佛教义理而言，普贤是法身示现，示迹众影像，普人众法界，遍一切处又不住一切处，即是说普贤菩萨与文殊、观世音等众菩萨一样，随其应度而现化身，所以对普贤菩萨来说，时时在说法，处处是道场。但这是就其本地风光而言的，就世法而言，则普贤菩萨垂迹西川，现身峨眉，时至今日，峨眉是“普贤道场”早已成为佛教信徒普遍的信念。那么峨眉是怎样成为法缘福地的呢?
　　一些佛门弟子引《华严经·菩萨住处晶》的说法：
　　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
　　眷属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再根据峨眉昼有“佛光”，夜有“圣灯”，光明常住，且位居国土之西南，于是认定佛经所言光明山即峨眉山，贤胜菩萨即普贤菩萨。建于宋代的万年寺无梁殿，除供普贤菩萨外，还在殿之四壁层台上供小佛3000尊，寓意“眷属三千人”，就是根据这段经文而设。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呢?先不讲《华严经》所言之西南不同于中土之西南，但就贤胜之名而论，遍查佛典，普贤菩萨有译为遍吉者，有说其过去世为泯图王子者，而未闻有贤胜名者。以贤胜为普贤，以峨眉此附《华严经》之光明山，显然只是一些人“欲借重经言以见重”，实不足为据。
　　但中国僧人所撰的《杂花经》却是值得注意的，这部经云：
　　诸佛以来，以大悲心为体，故用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而生菩萨心，因菩萨心
　　而成正觉。故我世尊正觉而有方所，说经而有道场。普贤于道场等门化人天等众，现相
　　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杂花经》属伪经是无疑的，但伪经不等于无价值，实际上它表达的内容虽然是杜撰的，但这“杜撰”本身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僧众的心态，即希望普贤菩萨止住峨眉，兴慈运悲，佑护众生。西天佛国毕竟太遥远了，普通信众希望在中土也有普贤菩萨的说法道场。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以及普贤菩萨影响的扩大，确立普贤菩萨的说法道场，对宣扬普贤圣德，吸引更多的信众皈依佛教就显得尤其重要。普贤菩萨止住中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至于普贤何以示迹“峨眉”而非三山五岳，则是一个文化发生学的问题。
　　据载，峨眉山开山建寺肇始于东晋隆安三年(397)，是年，山僧建殿供普贤菩萨之像，并取名普贤寺。至于山僧为何专供普贤像，进而以普贤之名命名寺宇已不可考，但这一看似带很大偶然性的选择却成为峨眉之为普贤道场的最原始的根据。以后信众的种种说法、种种设置不过是强化了这一信念而已。在文化发生学上，最初带有偶然性的选择一旦作为既定的观念流传开来，就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显示某种必然性，发展到后来，这种观念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其原始的根据反倒被人们所忽略，如在民俗方面，冉有(伯牛)被奉为牛王，颜真卿(鲁公)被奉为豆腐王，杜甫(拾遗)被奉为女性土地杜十娘等，都是匪夷所思，但在后世却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当然普贤之于峨眉与此不同，峨眉成为普贤道场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不是靠偶然的原因所能解释得了的，但在最初的发生机制上，它们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确立峨眉“普贤道场”地位方面，峨眉僧众居功实伟。东晋的普贤寺之后，峨眉僧众广建寺宇，大小寺庙普遍塑普贤像，而且这些建筑和雕塑都充分突显“普贤道场”的特色。按照佛教的说法，普贤地位次于佛祖，一般都供在最后一殿，惟峨眉伏虎寺供于第二殿，万年寺则是设立专殿，清音阁、洗象池、雷音寺则把普贤与文殊同列为释迦佛胁侍，同供一台，合称“华严三圣”。除寺庙供奉普贤外，寺外还供有许多普贤“圣迹”，如“洗象池”、“普贤塔”、“普贤石”、“普贤船”等等，所有这些，一方面体现出僧众对普贤的特殊尊崇，同时又造成一种浓郁的佛教氛围，强化着人们对“普贤道场”的认同心理。峨眉僧众还以《华严经》，特别是《普贤菩萨行愿品》作为讲经说法的主要经典，大力宣扬普贤盛德，特别是宣扬普贤菩萨的弘大愿力，
　　于诸疾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
　　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又宣扬普贤菩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
　　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所有这些，不仅增进了广大信众对普贤菩萨的崇信，而且也使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声誉远播。此外，僧人们还编织了许多佛教神话和传说故事，其中汉永平年间蒲公上山采药，得见普贤示现的故事最为著名。这些神话故事无论是否有事实根据，都反映了信众祈望普贤垂迹人间、佑护众生的美好愿望。这些故事的广泛流传更使十方信众对峨眉与普贤的殊胜因缘深信不疑。
　　在过去的时代，社会最高统治者也对峨眉山的佛教倾注了热情，最早的是唐僖宗(874—888在位)敕建黑水寺，赐额“永明华藏”，又赐住持慧通禅师袈裟及诸供器。之后历朝历代帝王对峨眉俱有敕赐，其中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的敕赐别有意义。是年，嘉州(今乐山市)地方官以峨眉白水寺现祥云及丈六金身相奏，太宗以为祥瑞，于是遣使铸普贤大士像，于寺内供养，这尊铜像通高7．4米，重62吨，至今仍供于万年寺。宋太宗此举的特殊意义在于，峨眉山的普贤信仰由民间信仰变成了民间和官方共同信仰，峨眉作为“普贤道场”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在封建时代，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其信仰选择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如果说峨眉的普贤信仰最初是自发的，那么朝廷的崇信就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如果说原来这种信仰还具有区域的局限，这之后它就更具普遍性，信仰的覆盖面更广。皇室尊崇峨眉供奉普贤当然有其信仰之外的政治用意，但在客观上却扩大了峨眉山的影响，并使峨眉之为普贤道场获得了皇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