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文化的展开
　　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地位确立后，它就成为十方辐集的信仰中心，普贤菩萨圣德的感召力和峨眉胜景的吸引力形成各地信众强大的向心力。“天下之仰慕名山者，莫不摩顶踵，息妄缘，闲关峻岭之一登”。与峨眉发生直接关系的大体可分为这样一些群体：峨眉山僧众，峨眉山附近的居士，外地参礼的僧众，外地的香客或游客，还有一个不稳固的群体即皇室。这些群体都有一种共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即都是佛教的信仰者，而且都不是把峨眉山单纯看成自然景物，而是把它视为普贤的道场、朝礼的圣地。这种共同的信仰及相近的行为方式构在他们对峨眉这一给定景物相近的感应方式。但这些人和群体由于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由此所决定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面对峨眉这一自然景观又有相当不同的思想或情绪感受，所有这些又决定他们不同的行为动机以及在峨眉山文化建构方面不同的地位。
　　西晋初年即有云游僧人于峨眉结茅修行，之后一些僧人或云游至此，或闻风而来，到唐代，来山修行的僧人已达一定的规模。这些僧人或建寺宇，或启道场，或注经典，成为弘扬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中坚力量。在物质文化层面，僧众修建了大批寺庙，这些寺庙或建于山梁之上，或筑于幽谷之中，或悬于绝壁之畔，备极壮丽，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观。其代表性建筑有白水寺无梁殿、伏虎寺、报国寺、雷音寺、清音阁、遇仙寺、金顶华藏寺等等。峨眉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施工条件恶劣，修建寺宇并非易事，虽有皇室或显官大吏的支持，也往往费时长久。如清顺治八年(1651)贯之和尚主持修建伏虎寺，此寺占地百亩，殿堂十三重，依坡而上，历20年始竣工。其间贯之和尚及具体主其事的可闻和尚“朝昏竭蹶，鸠工庀材，继以规矩准绳”，筹量规划，不惮其劳。此外，僧人还造桥修路，植树造林，美化了峨眉的自然环境。如今我们看到的琼宇绀殿、山林景物，无不凝聚着先代僧众的辛勤努力。如果说峨眉是一座文化公园，那么峨眉僧众则是辛勤的园丁—。
　　应该指出的是当地的善男信女及护法居士，既包括督抚大吏也包括贫民百姓，为这些寺宇殿堂的建设也都出了大力。《可闻禅师塔铭》在谈到伏虎寺的建设时说“悉赖本省文武护法宰官捐金布施，檀那善人，共襄盛举。”他们不仅是僧众的布施者，而且是大批佛教建筑的实际建设者，许许多多无名的工匠和建筑师以自己的劳动表达出对佛及普贤菩萨的至诚／＼
　　四川佛教分住山、住持部二部，住持部又分丛林系、诸山系，峨眉山寺庙就属于住持部丛林系。在唐代峨眉山就出现了多种宗派，发展到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临济、曹洞二宗，唐懿宗年间(859—872)，蜀地眉州昌福和尚朝礼峨眉，并修建华严寺，招徒授道，阐扬临济宗风，是为临济宗峨眉立宗之始，其后承续临济法脉的高僧有唐慧通禅师、宋继业大师、明宝昙和尚等。清初“禅门世匠”破山大师于顺治十二年(1655)来山，与伏虎寺住持贯之和尚建“学业丛林”，招徒授道，举扬宗风，使万年寺、金顶、报国寺得以中兴。
　　峨眉山曹洞宗的开山祖师为唐澄照和尚。和尚亦于唐懿宗年间来峨，其后有明茂真和尚、无穷和尚、妙峰和尚等高僧来山，传承法脉。峨眉“金顶”即由妙峰和尚所建。除峨眉外，妙峰和尚还建有文殊、观音等金像并铜殿，万历皇帝誉之为“真正佛子”。
　　临济、曹洞同属慧能南宗一系，但由于门庭设施不同，特别是由于接引学者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的门风。法眼宗的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称：“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这种不同只是说法接人的风格不同，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即都是建立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如曹洞讲禅法的语句是偏正回互——他们有五位之说，即以偏正来讲，偏代表事，正代表理，互相配合而构成五种形式，即五位。所谓“敲唱为用”即是说明他的五位之间的相互配合，诸如偏中正、正中偏等各不相同，因而有唱有敲，于中听出他们的偏正来。临济则以宾主来代表理事，宾即事，主即理，不过宾主在说话中可以互换位置，如宾中主，主中宾，地位可以互换，问题在于听者能否知道这种情形。如：
　　有僧问昌福和尚：“如何是密室中人?”答：“昌福。”有人问曹洞僧澄照和尚：“诸佛有
　　难向火焰里藏身，衲身有难，向甚么处?”答：“小晶石上起波文，大地衲僧，都在里许。”又
　　问：“云何是初生月?”答：“大半人不见。”后人评临济、曹洞两家一为“触目是道”，一为“即事而真”，一家细密，一家痛快，由上面两则公案，亦可窥见其宗风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峨眉僧众，无论属临济，还是属曹洞，都是教禅双修。许多禅宗高僧精研教理，契悟颇深。如唐大历十一年(776)来礼峨眉的澄观和尚发愿注疏佛经，后新译《华严经》，又作《普贤行愿品疏》，赠送峨眉山僧。昌福和尚亦尊奉《华严经》，修建华严寺，常诵《普贤行愿晶经》。澄照禅师亦精于佛理，每日六时朝拜普贤大士。峨眉僧众尊奉《华严经》，常礼普贤，不仅因为他们所止住的普贤道场，而且禅本来就与《华严》教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禅完全建立在《华严》理事圆融基础上，禅宗各派不过是用不同方式来表现这一中心而已。临济重视从主观方面来体会理事的关系，由理的方面体现到事，也就是说，以理为根据来见事，所以所见者无不是道；曹洞则把重点摆在事上，注重客观，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峨眉禅师修禅不废教，使其禅会通教义而发，避免了凌空而谈、不着边际的口头禅之弊，可以说是禅法的正脉。
　　峨眉僧众的另一优良传统是讲求真参实证。普贤菩萨以其随／顷众生等十大行愿赢得“愿王”或大愿菩萨的称号。《行愿品》中有一段经文：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
　　慧华果。欲涉普贤境界，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修得大誓愿、大精进、大智慧，证得菩提觉性，才能得普贤菩萨印证，人大光明藏海。
　　晋代名僧慧远之弟慧持曾于峨眉说法度众，一生持戒谨严，道风远播，临终为弟子
　　留言：“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谨哉!”后世峨眉僧众正是准此而行的。明代通天大师出家后以十事律身：
　　誓愿悟道，誓同净戒，誓不攀援，誓目不视美好，誓滴水同饷，誓肋不著席，誓不慢后
　　学，誓不畜余物，誓修净土，誓老不改行。在几十年修道生涯中，大师信守誓言，终身无遗在云游天下、遍参善知识的途中，或作头陀于树下，或卧幽壑深林，或坐险崖古洞，数十年间方了却大事，得法自在。又如明妙峰禅师，幼而颖悟，闭关修禅观未久即有悟处，作偈呈山阴王，王为挫其狂气，寄一破鞋底并一偈与妙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