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臭鞋底，封将寄与汝，并不为别事，专打作诗嘴。妙峰接得，以线将鞋底系项，一心闭关，三年关满，本分事明。明代破山大师与贯之和尚创立学业禅堂，就是有感于教禅律流，各执一边，鲜能知体达用，三法共行，故望通过整顿丛林，以养育贤才，陶铸后学，其用心可谓良苦。
　　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传播
　　峨眉山的僧众及护法居士是使峨眉佛教文化蔚成大观的核心力量，但使峨眉山名播宇内，并使其影响辐射开来，却主要是外地僧人及香客的贡献。
　　据《峨眉山志》载，唐玄奘在西行求法前曾登峨眉礼普贤参师求道，据说在九老洞一老僧授以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
　　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玄奘感悟，坚定了弘法利生的信心。密宗第五代祖师柳本尊，于唐光启二年(886)冬，登峨眉山礼普贤光相。时值大雪封山天寒地冻，为表礼佛之诚，他从早到晚坐于雪中，默诵经文，受到僧众的敬重。十方朝礼的僧众，人山而瞻相好，睹瑞光，心灵即能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峨眉不仅是神圣的道场，更是一大选佛场。
　　因为峨眉主要是禅宗道场，故外地禅宗高僧大德，大多不辞辛苦，千里来参。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礼峨眉，上放光台，不登宝塔顶，有僧问：“和尚云何不到至极
　　处?”谂云：“三界之高，禅定可入，西方之旷，一念而至，惟有普贤，法界无边。通常人们皆以超出三界，往生西方为期，而赵州禅师则认为其实这并不难，难的是立普贤愿，行普贤行，因为普贤之愿广大，其行无边，所以圆满普贤行愿，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赵州的法语，既表达了禅师对普贤圣德的崇奉，也表达了禅师对佛教根本精神的深刻契悟。
　　唐黄檗希运礼峨眉，至睹佛台，雾气澄霁，曰：“云何不见?”僧问：“不见甚么?”云：
　　‘‘不见普贤。’’赵州、希运等禅师都是即物发凡，随机说法，表现出很高的境界，而峨眉的自然风物则成为逗发其禅机的灵感之源。
　　外来的香客是传播峨眉佛教文化的另一重要力量。在过去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情况下，欲亲礼峨眉山实非易事，能不惜艰险，登上峨眉者必是深具信心、久蓄弘愿的信士。这些香客既有内地的汉民，也有西藏的教民，既有文雅士，更多的是普通百姓。这些香客在峨眉进香礼佛，布施僧尼，在诵经梵呗声中，净化了心灵，加深了对佛教的情感，而亲睹金顶祥光、“普贤圣灯”又会激起香客美好的遐想，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对那些文人雅士而言，峨眉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激发其艺术想像力，浓郁的佛教文化，激发其艺术灵感，而超凡脱俗的精神氛围，又赐予其空灵澄澈的创作心境，他们的成就表现在诗文书法各个方面，尤其是诗文，无论是否是名家的作品，都给人以清新、洁净、恬淡、和谐之感，并时时折射出禅光佛影。如李白《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音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既有李白式的豪迈奔放，又有佛教的象征意味。杜甫久居成都，然因战乱，未曾登临近在咫尺的峨眉，后人莫不引以为憾，但他还是留下了与峨眉有关系的诗篇，如《漫成》：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平淡自然而神韵超逸，空明谧静而又灵动圆满，虽非谈禅而有禅趣。又如苏轼《寄眉峰》：
　　胶西高处望西川，光在孤云落照边。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治经方笑
　　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趋流年。其疏阔放达之情怀与山水景物融会在一起，清秀灵异，迥出常格。这些动人的诗篇既给人以美的享受，又会使读者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它们与峨眉山珍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一道，构成峨眉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它们作为精神文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所以其影响比之其它文化形态可以传播得更为久远。这些诗篇的广泛传诵，激起了人们对峨眉的美好想象，也激发了人们对峨眉的向往之情，这就大大提高了峨眉作为天下名山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峨眉作为“普贤道场”的声誉。

　　结  语
　　任何宗教都是一种群体现象，任何宗教文化都具体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峨眉山佛教文化同样是活生生的人的思想、人的行为的外化和物化。人们指向峨眉山的思想和行为首先是一种选择，最初开山者认定此处为“普贤道场”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前一种选择带有偶然性，而后者则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选择，带有更多的必然性。经过世世代代的僧众、护法、香客的惨淡经营，才有了今日的峨眉山，而峨眉山独具的文化品格作为一种传统，又构成我们今天选择的前提和背景。今天我们要开发建设峨眉山，首先应该从人文角度来评价峨眉山的资源条件及其意义，即首先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因素特别是佛教文化是形成该区域特性的关键因素，应该把人文因素的开发利用看成实现峨眉发展目标的首要途径，这就必须加强对峨眉山佛教文化的研究，这不仅对开发峨眉山有特殊要的意义，而且可以更好地对游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