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多数宗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不随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印度佛教的“来世”观念，认为生前为“善”的可以进天国，到“西方极乐世界”，为恶的则要下“地狱”。《优婆塞戒经》云：“是业四种：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四者无报。”?这一“来生受报”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为中国佛教所吸收，慧远著有《明报应论》阐述此种观念，并开始探索如何摆脱“轮回之苦”。而魏晋时期亦正是方士炼丹养生大行于世的时代，追求成仙、长生不老之风颇盛，时人都希望能免除现世的烦恼得到永恒的解脱。慧远早年也学过老庄之术，但终觉渺茫难凭，故而佛前立誓，祈求往生西方净土。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净土宗的创立，从整个佛教发展史上看是最富有宗教精神、最能表现宗教情怀和理想，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千余年后的现在，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不管是佛教徒的精心修持或平民百姓的口头禅，到处都可听到国人所说的“阿弥陀佛”了。

　　 2、理想模式的转换。

　　 汉魏之际人们对生死已有成熟的看法，但其核心是现世，死后问题考虑得不多。而接受佛教特别是再生观念以后，其人生取向发生重大变化。生命观由一生衍为来生，拓宽了人们认识的时空范围，思维的空间有了伸展的可能，同时死后的归宿也由传统上确定的变为待定的、富于变化的，迫使人们不得不去留心死后的命运问题，并积极寻求和创造各种条件使来生更幸福。这就使得人们在追求现世的幸福外，更关注自己及家人死后来生的问题，随之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渐生潜变，人们开始正视死亡，进而视死为人生路途的又一起点，而超越死亡，寻求来生的幸福。尤其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时人对于现世安稳的追求很难实现，虽然表面上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向狂放不羁，推崇“及时行乐”；然而其内心还是在寻求强大的精神支柱。由于现世的理想模式实现不了，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希望超越无望的现世追寻来世及后世的幸福。

　　 佛教认为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佛土(世界)无穷无尽，每一佛土中都有一位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十方皆有净土，如东方之琉璃世界，上方之众香世界等。而净土中之最胜妙者，则莫过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距离人们居住的“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土”之遥。在这个极乐世界中，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庄严，微妙严净，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其国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严。但受诸乐，无有痛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

　　 净土宗所描绘的这样一个美好、祥和的“西方极乐世界——佛国净土”正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未来理想模式。

　　 (二)

　　 伴随着净土信仰在民间的流传，它对于古代俗文学的典范——小说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古小说经过战国草创、两汉初兴，到魏晋南北朝遂进入繁盛时期。特别是六朝，这昆山片玉、桂林一枝便头角峥嵘地蔚成大国，极一代之奇观。它和六朝的民歌、诗文、文论，同样成为文学史上的“天之骄子”。净土信仰对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和白居易的后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有不少学者已经作了相关的深入研究，而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影响之研究则尚未详见，故笔者就此试作一番浅略探析，是为抛砖引玉。

　　 净土信仰对于六朝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小说题材的创新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以次来评价六朝小说的概貌。确实，六朝志怪之作特多，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佛教对于当时文学的影响之大也是不言而喻。但仔细考察一下，也可发现大致在净土信仰流传于民间后，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往生西方”这一新兴题材。极乐国土之指在西方，一般认为：西方象征了死或轮回的终极以及最后生、未来；西方是万物的终极、光源；西方是缘由印度人的习惯，代表清凉无垢。故也对中国本土原有的“西方”概念含义进行了扩充，丰富了其内涵。

　　 据现存的六朝古小说可考，在王琰的《冥祥记》中首次真正出现了“往生西方安乐世界”和“无量寿佛”的内容，如“晋阙公则，赵人也。恬放萧然，唯勤法事。法事感通录引作法华。晋武之世，死于洛阳。道俗同志，为设会于白马寺中。其夕转经。宵分，闻空中有唱赞声。仰见一人，形器壮伟，仪服整丽乃言曰：‘我是阙公则，今生西方安乐世界，与诸菩萨共来听经。’合堂惊跃，皆得睹见。”“宋葛济之，句容人，稚川后也。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甚有妇德。济之世事仙学，纪氏亦同，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机织，忽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释筐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幡幢，蔽映天汉。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佛，即此者耶?’便头面作礼。”

　　 从此，中国的传统小说题材中又增添了一项新鲜内容。而小说相关内容所描述的主人公因见佛而信佛的心情，不外是观见佛陀而后产生的信仰，于此，信佛就是见佛、闻佛；同时出于宣教目的，小说中也夹杂着部分净土佛经佛像灵验的故事。但此时小说中关于“西方净土”和“无量寿佛”的描写十分简单、甚至是粗略的。基本没有具体的形象和描述，只是简单的概念性称名。远没有后世闽南地区盛行的弥勒佛化身——“布袋法师”那样形象生动、逼真，事迹神奇，令人印象深刻。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净土信仰还没有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具有创作意愿和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也就形成了那一时期此类题材小说的稀少和“净土”内容的单一。

　　 二、典型的“释氏辅教之书”

　　 净土信仰是佛教信仰之一，其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就很明显地带有“传教弘法”的色彩。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教思想，宗教信仰极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特别是崇佛的文人，自然亦会秉笔弘法。故南北朝特多《冥祥记》之类的“释氏辅教之书”——即鲁迅先生认为的信徒为宣扬佛教教义、传教所创作的各类小说书，这些带有很强文学色彩的佛教故事不仅适合宣传教义，也易于在广大大层民众中传播，其“大抵级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可从两个方面来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