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寅恪对中国文学中文体演变的关注与研究，最初是从宗教（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文学影响的角度开始的，这方面的论文最早可算是《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一篇，此文发表于1927年。虽仅三百余字，却提出了一重大问题，即弹词这种文体当是从有关佛经故事中演绎而成；而后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对弹词和小说的产生、演变与佛经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
　　“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同，演说经义自然效仿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0页。）
　　“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2-197页。）
　　“寅恪尝谓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如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61页。）
有关研究详细之考证，兹不赘述。我们所关注的是，陈寅恪在当时探讨宗教与小说之关系，用意何在？他数次提到此研究“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是否意有所指？我以为，陈寅恪所言可能与胡适、鲁迅等人的小说研究有关，因为正是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较为系
　　鲁迅与胡适都注意到《西游记》与佛经文学的关系。鲁迅认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50页。）至于具体人物形象，鲁迅认为孙悟空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并与沙和尚等一起又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演变而成，而此书显然脱胎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158页。）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但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注：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37，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至于沙和尚、猪八戒等人物，他也和鲁迅一样，认为来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对他们与更早佛教经典的关系没有提及。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并且详细研究了有关孙悟空情节的组合演变过程。如“大闹天宫”故事，本来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事合一：“其实印度猴之故事虽多，猿猴闹天宫则未之闻。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群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85页。）陈寅恪又考证出猪八戒的原型是《根本说一切有部ｐí＠①奈耶杂事》中《佛制ｂì＠②刍发不应长缘》中的牛卧ｂì＠②刍。至于沙和尚这一形象，当来自《慈恩法师传》，这一点陈寅恪与鲁、陈观点同，但他更进一步指出，该传记实际又受到《波罗密心经》的影响。应当说陈寅恪的考证是准确的，而且他的深刻处在于绝不满足于考证，而是从中总结出此类小说人物情节演变的规律：第一，仅就一个故事稍微变化而成，其演变程序为纵贯式，如沙和尚之故事。第二，虽仅就一个故事进行演变，但成分较复杂，演变程序仍为纵贯式，如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第三，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因偶然关系而混合为一，其情节内容比较复杂，其演变程序为横通式，如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陈寅恪并进一步指出，孙行者、猪八戒与沙和尚三人之本领高低有分，实与其故事构成时取材范*广狭有关，此论可谓深刻。（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66-170页。）它说明小说中人物性格及形象的是否丰满，与其素材来源有关，沙和尚是师徒四个人中性格刻划最不成功的追根溯源当与原始素材过于简单有关，而吴承恩等显然也缺乏对他加工改造的兴趣和才能。
　　陈寅恪不仅考证出一些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情节源于佛经，而且能从演变过程中发现中外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小说发展之不同状况。他认为：
  “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诘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假如后来作者，复递相仿效，其艺术得以随时代而改进，当更胜于昔人。此类改进之作品，自必有以异于感应传冥报记等滥俗文学。惜乎近世小说虽多，与此经有关系者，殊为罕见。岂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净名故事纵盛行于一时，而陈义过高，终不适于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或谓禅宗语录并元曲中庞居士及其女灵照故事，乃印度哲理化之中国作品，但观其内容，摹拟过甚，殊有生吞活剥之嫌，实可视为用中国纺织品裁制之‘布拉吉’。东施效颦，终为识者所笑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257页。）
我国古代小说种类繁多，但哲理小说甚少且无优秀之作，原因何在?陈寅恪以民族文化心理差异来解释，联系早在五四时陈寅恪与吴宓所谈中外文化之异同，可以见出其一贯立场。时至今日，我国文学中哲理小说仍不发达，陈寅恪之论断应是极具远见的。而且为何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一直受到重视，而浪漫主义作品却少之又少。以往有人?
　　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体裁之关系方面，除前面所提及弹词体外，陈寅恪还注意到中国长篇小说之产生与佛经的关系。佛经中如《金光明经》，其原本与其他译本卷首都有感应冥报传记，敦煌写本也有。陈寅恪认为这种结构“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今则世代迁移，当时旧俗，渺不可稽，而其迹象，仍留于外族重翻之本”。陈寅恪指出这种卷首传记，在体裁上当为中国长篇小说之先声，因为中国长篇小说，“往往为数种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而冥报传记“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257页。）以陈寅恪此论验证于中国古代之长篇小说，不能不认为他此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