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认为唐代小说创作的特点在于作者创作上的主动性。他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70页。）同时鲁迅指出了当时小说繁荣的原因：“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实为唐代特绝之作也。”（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81页。）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也提到唐代之“行卷”与小说的联系，更特别指出白居易写《长恨歌》，他的朋友陈鸿就做了《长恨歌传》，但惜乎没有明确点明二者在形式上的联系。对于元稹的《莺莺传》，鲁迅认为是唐代之优秀作品，但对结尾的议论不满：“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316页。）此即《莺莺传》中张生为自己辩解之语：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雀氏子遇合富贵，秉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270页。）
　　鲁迅所不能同意是张生的“忍情”说，斥之为“文过饰非，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270页。）他所根据者也正是思想道德评判原则，反对所谓“女人祸水”论，这从其一贯坚持的反封建思想立场来看，当然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同样是这段话，陈寅恪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陈寅恪引赵彦卫《云麓漫钞》一段后说：“据此，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P115-116页。）陈寅恪也认为此段议论“迂矫”，但如从文体角度看，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陈寅恪又从文化史角度指出，张生的始乱终弃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年轻士子力图冲破旧日礼法限制的愿望，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又不能不认同现实的实际要求。所以他们即对莺莺表示同情，却并不以张生言行为非。由上可以看出，鲁迅与陈寅恪对于同一段材料，都能从中发现其蕴含的价值。由于他们立足点不同，当然观点也不尽一致。虽然尚无法证实陈寅恪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从上述诸问题可看出他对当时小说研究的现状极为熟悉，所以他之某些论断，当可理解为有为而发。陈寅恪关于小说与古文运动及科举关系的研究，都是只谈古典，没有涉及到对白话文运动与白话小说的评价，但从他对古文运动及其中坚韩愈的高度评价中，从赞扬韩愈以复古为革新且强调“摹拟比创新有时更难”的态度中，当可看出他对新文学运动中白话诗与白话小说的态度，其丰富的潜台词更值得思考。
　　　　　　　　　　三
　　本部分简单地讨论一下陈寅恪对两部有关联之长篇小说的研究，从中可看出他对近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认识和评价。《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是一百多年来极有影响之作品，尤其是对前者之研究，已成为“红学。”陈寅恪并未撰专文对这两部小说进行研究，但却多次提及且有精彩的评价。他对《红楼梦》的评价，见诸文字者最早应为1919年他赠给吴宓的第一首诗，题为《〈红楼梦新谈〉题辞》。（注：《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寅恪与吴宓最早之文字交往，就是从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开始的。吴宓一生对《红楼梦》评价最高，早在留学哈佛时，即应邀作过演讲，向留学生及美国学生盛赞《红楼梦》之伟大，并试图用西方小说理论来评价《红楼梦》，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注：参见《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期。）一般认为，最早以西方文论评论《红楼梦》者是王国维，而最早向西方介绍《红楼梦》者即吴宓。
　　相比之下，陈寅恪对《红楼梦》的评价并没有王国雄和吴宓那么高，相反，他倒不时指出《红楼梦》的某些缺陷，有些看法似与学术界的公论不一致。如在《论再生缘》中，他就指出：“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60页。）“鄙意石头记中，不合事理者颇多，如晴雯所补之孔雀毛裘，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93页。）又陈寅恪更讥讽曹雪芹的失误，不止一次让高逸脱俗之林黛玉写出歌功颂圣之俗不可耐之诗如“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等，“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48页。）相反，陈寅恪对《儿女英雄传》却评价极高，每当指责《红楼梦》之缺陷后，常拿《儿女英雄传》作为正面的范例。就在上面我们所引他指责《红楼梦》的结构不当一段之后，陈寅恪就指出：“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48页。）
　　类似这样两两对比、一褒一贬之处还有不少。显然，陈寅恪的态度是一贯的，那他为何要作出与学术界不一致之评价呢？陈寅恪的上述观点，基本上见于《论再生缘》之中，该书写于五十年代初，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不难理解陈寅恪何以多次提及《红楼梦》，今人对此已有论述。这里只从文学角度再作分析，我以为陈褒此贬彼，心目中当有一个参照系即外国小说，他认为较之西洋小说，中国小说之结构的确不精密。而鲁迅是拿《红楼梦》与更早的中国小说比，所以说它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对于结构，也没给予特别高的评价。其次陈寅恪同时也提到《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小说，它们的结构确有缺陷，鲁迅对此也有批评，如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270页。）第三，对于《红楼梦》其他方面的艺术成就，陈寅恪还是评价甚高的，但从整体看，不仅不如鲁迅，也不如王国维与吴宓。另一方面，也须看《儿女英雄传》究竟怎样。固然，无论从思想深度、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儿女英雄传》都远远比不上《红楼梦》，但这并不意味它一无是处，毕竟其现实主义的描写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而这种“俗不可耐”也正曲折地表现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善良愿望：“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这一部分真象也。”（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第119页。）陈寅恪所看重的正是这方面，书中所揭露的当时社会黑暗、官场之腐败也许会使陈寅恪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变故而产生共鸣，但这只是浅层原因，因为《红楼梦》在这方面更有生动的展示。二者不一致处在于《红楼梦》只写儿女私情，不写英雄气概，书中无一个英雄豪杰式人物，阴柔之气过重，这恐怕会使陈寅恪不满，虽然那种无力“补天”的情结也很令他伤感。此外在结构上《红楼梦》是多线索交织发展，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相反《儿女英雄传》双线并行，最后合而归一，情节也紧凑生动，使整个结构单纯明快，也许这一点更符合陈寅恪的“系统”观。就具体情节而言，安学海父子的经历与陈寅恪祖父当年奉命治河等有类似之处，其在官场受到打击也颇相似。况且书中女主人公“十三妹”的形象，也正符合陈寅恪“颂红妆”的美学要求。所有这些都会使他在读《儿女英雄传》不可避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从而对它作出高度评价。相比之下，鲁迅就比较冷静而客观：“文*晚年块处一室，……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