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是莲花》缘起
心是莲花是由居士自发组织建立的一个佛学平台。
《莲心论坛》交流
论坛事务区》 《莲心佛音区
莲心研修区》 《莲心红尘区
佛教人物
高僧|法师 大德|居士
信仰
菩萨信仰 诸佛信仰
您所在的当前位置:主页 >> 佛教文学 >> 佛教戏曲 >>

南戏中的佛教文化

分享到:
  南戏是我国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历史悠久的古典戏曲,不仅在华夏传统文化体系构建中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不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我们追溯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不禁惊叹南戏在接纳西方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中所拥有的恢宏气度与兼容并蓄能力。
          一、江南佛教与南戏的萌发
  佛教为印度人释迦牟尼所创立,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佛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载体,将其丰富多彩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源源不绝地输入我国大江南北,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江南传统戏曲的繁荣与发展。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及江南,历来说法不一。事实上,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方知“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魏书·释老志》)。然印度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当定限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相当于我国西汉末年时的贵霜王朝伽腻色迦王在位时期,印度佛教经典方经大月氏僧侣输入华夏,东汉初年,朝野上下开始将佛陀附于黄老一起祭祠,以祈求福祥,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筑“浮屠之仁祠,法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另载汉明帝时因感梦特遣使西行求法,并抄回佛经《四十二章经》。
  在历史上,楚王刘英为汉明帝异母弟,他被封王在建武十年(公元41年),管理封国楚(今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时,大力支持佛教僧侣南渡长江传教建寺,虔诚奉行佛家教义。另载:“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忠实地再现了东汉桓帝时期长江流域佛教盛行之情景。汉桓帝时,中原洛阳已成为汉地佛经翻译中心。至灵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已译出小乘经典《阿含经》,月氏僧人支谶也将大乘“般若学”引进。东汉末年,中原大批佛僧为避战乱而迁居吴地,安世高先后云游庐山、广州、会稽(今绍兴)等地传教。“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的西域僧人支谦避乱至吴时,“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屡拜问“经中深隐之义”,并“拜为博士”(注:《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康居僧人康僧会从交趾抵建业竭力译经传教,  至使吴国“大法(佛教)遂兴”。两晋之际,南渡佛教名僧不曾间断设斋礼佛与传教,江南著名佛僧如竺法汰、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慧远等。颇享盛名的“世为冠族”的慧远法师于东晋太元六年(公元381  年)南渡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定居于庐山东林寺传教、修行与著述,并创立了影响久远的庐山僧团。他曾与著名佛学大师鸠摩罗什频繁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重大问题,结集为江南佛学十八章《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亦称《鸠摩罗什法师大义》),被后世中国佛教界传为佳话。而据唐代法琳《辩正论》卷三统计,东晋时期国内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至南北朝时佛教寺庙更是遍布大江南北,江南最著名的佛寺如传为印度阿育王所造的“阿育王寺”,此为西晋初建,东晋初重修。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瓦棺寺”,于东晋义熙初年,南海佛僧所献玉制佛像置入寺内,“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
  相峙北朝的南朝诸国宋、齐、梁、陈四代(公元420至589年)佛事活动逐步升级,于梁武帝萧衍时(公元502—549年)达到极盛期。武帝笃信佛教,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优待僧侣,奖掖佛教义学,誉称佛教为“正道”,而贬儒道二教为邪道,并身体力行,抛弃王位,舍身投佛,甘为僧侣。正值此时,南朝名僧智@①大师创立了对隋唐五代至宋之佛教影响巨大的“天台宗”(亦称“法华宗”),形成江南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戏据明代祝允明《猥谈》所述“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明·徐渭《南词叙录》则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依上所述,南戏形成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  —1125  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南渡之际。然追溯其萌发历史应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据唐人张国撰《幽闲鼓吹》载,唐代宗时(762—779年)“福州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宋·沙门道原纂《景德传灯录》载,福州玄沙宗师备大师于“唐咸通初年(860年)南游莆田,县排百姓迎接”。  所献演乐舞杂戏甚为“喧闹”与“好笑”。钱易撰《南部新书》载,江南官府“一旦大设,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郑文全编《江南余载》云:“入觐待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所述均透露江南沿海一带敷演乐舞戏曲历史之信息。王国维先生在名著《宋元戏曲史》中考证中国戏曲起源:“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他在书中所指“外国戏剧”多指诸如《钵头》、《兰陵王》、《苏莫遮》、《神白马》、《舍利弗》、《上云乐》之类佛教及世俗戏曲。
  据《宋元戏曲史》、《永乐大典》、《宋元戏文辑佚》所载,南戏剧目曲目中有许多与佛教有染,如《婆罗门赚》、《大和佛》、《梁州令》、《太和佛》、《念佛子》、《太子游四门》等,故王国维认为“南戏之曲,亦综合旧曲而成,并非出于一时之创造”。更非北曲南渡之流变。究其“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几当全数之半,而北曲之出于古曲者,不过能举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渊源之古也”(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由此佐证,南戏萌发与形成的年代要较之北杂剧早得多,并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佛教僧侣对南戏的贡献
  明·徐渭《南词叙录》认为南戏仅为“里俗妄作也”,系“村坊小曲而为之”。明·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则视南戏为“俳优戏文”。《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因袭之说指出南戏“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然而在事实上忽略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佛教僧侣为此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