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是我国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历史悠久的古典戏曲，不仅在华夏传统文化体系构建中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不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我们追溯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不禁惊叹南戏在接纳西方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中所拥有的恢宏气度与兼容并蓄能力。
　　　　　　　　　　一、江南佛教与南戏的萌发
　　佛教为印度人释迦牟尼所创立，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佛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载体，将其丰富多彩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源源不绝地输入我国大江南北，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江南传统戏曲的繁荣与发展。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及江南，历来说法不一。事实上，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方知“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魏书·释老志》）。然印度佛教正式传入我国当定限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相当于我国西汉末年时的贵霜王朝伽腻色迦王在位时期，印度佛教经典方经大月氏僧侣输入华夏，东汉初年，朝野上下开始将佛陀附于黄老一起祭祠，以祈求福祥，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并筑“浮屠之仁祠，法斋三月，与神为誓”（《后汉书·楚王英传》）。另载汉明帝时因感梦特遣使西行求法，并抄回佛经《四十二章经》。
　　在历史上，楚王刘英为汉明帝异母弟，他被封王在建武十年（公元41年），管理封国楚（今江苏、安徽、山东等地）时，大力支持佛教僧侣南渡长江传教建寺，虔诚奉行佛家教义。另载：“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则忠实地再现了东汉桓帝时期长江流域佛教盛行之情景。汉桓帝时，中原洛阳已成为汉地佛经翻译中心。至灵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已译出小乘经典《阿含经》，月氏僧人支谶也将大乘“般若学”引进。东汉末年，中原大批佛僧为避战乱而迁居吴地，安世高先后云游庐山、广州、会稽（今绍兴）等地传教。“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的西域僧人支谦避乱至吴时，“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屡拜问“经中深隐之义”，并“拜为博士”（注：《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康居僧人康僧会从交趾抵建业竭力译经传教，  至使吴国“大法（佛教）遂兴”。两晋之际，南渡佛教名僧不曾间断设斋礼佛与传教，江南著名佛僧如竺法汰、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慧远等。颇享盛名的“世为冠族”的慧远法师于东晋太元六年（公元381  年）南渡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定居于庐山东林寺传教、修行与著述，并创立了影响久远的庐山僧团。他曾与著名佛学大师鸠摩罗什频繁书信来往，讨论佛教重大问题，结集为江南佛学十八章《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亦称《鸠摩罗什法师大义》），被后世中国佛教界传为佳话。而据唐代法琳《辩正论》卷三统计，东晋时期国内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至南北朝时佛教寺庙更是遍布大江南北，江南最著名的佛寺如传为印度阿育王所造的“阿育王寺”，此为西晋初建，东晋初重修。建康（今江苏南京）的“瓦棺寺”，于东晋义熙初年，南海佛僧所献玉制佛像置入寺内，“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
　　相峙北朝的南朝诸国宋、齐、梁、陈四代（公元420至589年）佛事活动逐步升级，于梁武帝萧衍时（公元502—549年）达到极盛期。武帝笃信佛教，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优待僧侣，奖掖佛教义学，誉称佛教为“正道”，而贬儒道二教为邪道，并身体力行，抛弃王位，舍身投佛，甘为僧侣。正值此时，南朝名僧智＠①大师创立了对隋唐五代至宋之佛教影响巨大的“天台宗”（亦称“法华宗”），形成江南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戏据明代祝允明《猥谈》所述“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明·徐渭《南词叙录》则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依上所述，南戏形成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  —1125  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南渡之际。然追溯其萌发历史应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据唐人张国撰《幽闲鼓吹》载，唐代宗时（762—779年）“福州观察使寄乐妓数十人”。宋·沙门道原纂《景德传灯录》载，福州玄沙宗师备大师于“唐咸通初年（860年）南游莆田，县排百姓迎接”。  所献演乐舞杂戏甚为“喧闹”与“好笑”。钱易撰《南部新书》载，江南官府“一旦大设，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郑文全编《江南余载》云：“入觐待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所述均透露江南沿海一带敷演乐舞戏曲历史之信息。王国维先生在名著《宋元戏曲史》中考证中国戏曲起源：“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而龟兹乐则自隋唐以来，相承用之，以迄于今。此时外国戏剧，当与之俱入中国。”（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他在书中所指“外国戏剧”多指诸如《钵头》、《兰陵王》、《苏莫遮》、《神白马》、《舍利弗》、《上云乐》之类佛教及世俗戏曲。
　　据《宋元戏曲史》、《永乐大典》、《宋元戏文辑佚》所载，南戏剧目曲目中有许多与佛教有染，如《婆罗门赚》、《大和佛》、《梁州令》、《太和佛》、《念佛子》、《太子游四门》等，故王国维认为“南戏之曲，亦综合旧曲而成，并非出于一时之创造”。更非北曲南渡之流变。究其“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几当全数之半，而北曲之出于古曲者，不过能举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渊源之古也”（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由此佐证，南戏萌发与形成的年代要较之北杂剧早得多，并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佛教僧侣对南戏的贡献
　　明·徐渭《南词叙录》认为南戏仅为“里俗妄作也”，系“村坊小曲而为之”。明·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则视南戏为“俳优戏文”。《中国戏曲曲艺辞典》因袭之说指出南戏“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然而在事实上忽略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佛教僧侣为此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