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晚明戏曲作品中，僧尼已成为利欲、性欲、情欲的化身，其宗教外衣蒙上了浓厚的世俗色彩。他们追求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确立人生价值观念，试图实现快意享受现世生活的人生理想。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同明代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佛教状况密切相关，也折射出市民阶层全新的处世态度和审美情趣。
　　［关 键 词］明代戏曲  世俗化  宗教  禁欲主义
　　［Abstract］In the traditional operas of the middle-lat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monks and nuns become the embodiment of covetousness, sex and love, which cover their religion identity deep secular color. They aspire after unreligious life style and establish self-centered outlook on lif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ideal of enjoying mundane life. Such particular cultural phenomenon is tied up with the Buddhist situation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Meanwhile, it reflects the new philosophy of life and aesthetic spice of cits.
　　［Key words］the traditional opera of the Ming Dynasty   secularion   religion   asceticism
　　性、情、欲，这些字眼之于修身养性、弃绝尘缘的僧尼应如冰炭之势，难以相容。然而，中国戏曲中的僧尼往往带有世俗色彩，尤其是在中晚明1这一特定阶段，戏曲中频频出现的僧尼已然成为欲的化身。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及理想追求都呈现出浓厚的世俗特色。这一独特文化现象同社会时代的变奏及涉僧（尼）戏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情趣密切相关。
　　一
　　中晚明戏曲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僧尼，无论他们是正是邪，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佛性与凡心的对峙，理性与欲望的冲突，对宗教戒律的抗拒和对世俗人生的向往。在尘世的诱惑下，他们佛性尽失，为欲痴狂——
　　一为利欲。徐渭（1521—1593）的杂剧《歌代啸》2中，张和尚赎菜园，做买卖，赚利钱，因为丢了几只冬瓜气得不吃不喝闷头大睡。他一出场就直言不讳：“谁说僧家不用钱，却将何物买偏衫？我佛生在西方国，也要黄金布祗园。”[1]他借佛祖难离钱财为自己“利心略重”找寻遁辞，自我解嘲的同时将佛教所谓“清心寡欲”、“四大皆空”的教义之清高自傲消解殆尽。因贪恋钱财，他试图诱出师弟李和尚的银子，好开些花帐，打些偏手，并厚颜称此为“好事”，自诩“一片公道心”，将来不愁“无个佛做”。如此利欲熏心之徒开口言佛，闭口言佛，尽显其欺世盗名之丑态。身为佛门僧侣，他惟利是图，轻德贱义，贪财犯戒，体现了宗教徒的虚伪和宗教禁欲主义对于凡人本性捆缚的无力。在《歌代啸》中，徐渭以嬉笑怒骂之笔对世间黑白颠倒、丑恶虚伪之事冷嘲热讽，意在揭露佛门弟子见利忘义、欺师灭祖的恶劣行径，鞭挞宗教的貌似威严、实则可笑。然而，不可否认，贪慕利欲的张和尚是在试图于扼杀人性的宗教禁欲主义网罗中，坚持自己凡俗的价值观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寺中和尚也是从贩夫走卒中来，贪求小利，何罪之有？这种不讳禁忌、自求惬意的生活态度正是市民阶层所持有的。
　　二为性欲。《歌代啸》中李和尚自幼出家，难捺性欲，与有夫之妇私通，及至事发，反诬师兄张和尚。他厌恶佛教清规戒律，多次呵佛骂祖，恼怒宗教教规之无情：“咳！我的佛，你也忒狠心！若依愚见看来，佛爷爷，你若不稍宽些子戒，哪里再有佛子与佛孙？”[1]，“我等既自幼为那人父之子，如今这等老大，也该替那人子作个父亲了。”[1]他以戏谑口吻道出宗教戒条的不人道，用敬畏神佛的外部形式（称佛为“佛爷爷”）表达他对佛祖、宗教禁欲主义的轻蔑不恭，虽丑不安其位，却道出了凡夫俗子难抵尘世诱惑的事实。他和师兄张和尚一个好色，一个好利，对有声有色的世俗生活唏嘘向往，将佛祖亦难脱世俗气作为自己犯戒行为的借口，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对自欺欺人的宗教禁欲主义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在潜意识中将常人与神佛置于平等地位，否认一切外在权威。
　　徐渭的另一部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也对宗教禁欲主义进行了嘲弄。修行二十余载的玉通和尚虽是西天古佛转世，但面对“胭粉腰间软剑盘”的妓女红莲，仍然手足无措，落入圈套，自认坚牢无比的“欲河堤”被“一个小蝼蚁穿漏了黄河堑”。[1]古佛转世的高僧同六根不净的小和尚一样难戒色欲，以致晚节不保，可见色、性乃人之自然原欲，压抑越甚，伤人伤己越甚。
　　三为情欲。情与性不可同日而语。性欲是人基本的生理需求，而情是男女之间互敬互爱产生的天然美好情感。“茵蕴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2]。情，有时可以超越生死，不求肉体的结合，但求灵魂的共鸣，正所谓“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3]，这是与低层次的本能性冲动截然不同之处。
　　高濂（1527—1603）的传奇《玉簪记》通过女尼陈妙常细腻、曲折的心理转变过程，表现了封建理念和世俗人情的冲突，宗教禁欲主义和人的自然本性的矛盾，对扼杀人性、窒息真情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对男女间的真淳之爱和至情至性的天然人性进行肯定和赞赏。
　　陈妙常本是大家闺秀，只因兵难中与母失散，身无所归，才不得不暂入空门，皈依为尼。青春年少的她表面上已心如止水，实则“暗想分中恩爱，月下姻缘”。但是，她果断拒绝了身居高位的张于湖和家财万贯的王公子，独对落魄的潘必正暗生情愫。然而，即便至情可令人忘物我、超生死，陈妙常迫于重重顾虑仍不能直言表露心迹。在《幽情》一出，她对必正之意心知肚明，但因已身入空门，便不能不顾及宗教戒律，做出有失体统之事，而要她慧剑斩情丝，冷酷拒绝潘必正，又违背本心。这种矛盾心态令妙常对于必正的试探闪烁其辞，既不明确拒绝，又难直言表白。在《寄弄》一出，陈妙常这种“欲说还休”之情达到极致。必正一曲《雉朝飞》，斗胆再表爱意，妙常一首《广寒游》，寓意昭然，必正于是痴喜忘形，狂言屡出。妙常毕竟是洁身自好的女尼，即使内心喜悦之情汹涌如潮，表面上也不得流露出半点轻浮之态，只得“佯怒”。这既是她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出于少女的娇羞做出的本能反应。而至《词媾》，潘必正无意中看到妙常诗稿，大喜过望，欲求欢于妙常。妙常初时仍假意儿呵斥他的造次，直到知道泄露心机的诗稿已在潘必正手中，自己的思凡之心再也难以掩饰，才索性冲破羁绊，乖乖相就。陈妙常既是官宦小姐，又是空门弟子，她的双重身份使她在追求爱情时受到封建礼教和宗教戒律的双重阻碍，压力之大甚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特殊的身份，矜持的性格和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真纯流露的娇羞，都决定了她在面对潘必正的求爱时不能任其狂语挑之，而要竭力恪守娴雅内秀的闺媛礼仪和“清静堂中不卷帘”的宗教清规。然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4]。陈妙常并非心如死灰稿木，对俊逸书生心旌摇荡，萌生爱意，是人之常情。况且，她对爱情一直抱审慎态度，一方面不轻易表露思春之情，另一方面不受富贵利禄引诱，注重男方人品才学，善择佳偶（这也是她相继拒绝张于湖、王公子追求的原因之一），因此她最终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大胆抛弃封建教条和宗教戒律而与潘必正结合，更具有冲决一切束缚人性的罗网，追求至情至性之自由的进步性和思想解放意义。一旦陈妙常跨越封建樊篱，克服心理障碍，与潘必正私定终身，海誓山盟，她便忠贞不渝，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为与必正惜别，孤身买舟追送，其不爱则已，一爱惊人的性格可与元杂剧《墙头马上》中叛逆不羁的李千金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