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

　　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二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

　　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

　　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身。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上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

　　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三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我们现在运用的“公元”这个纪年概念的前后。按照中国的纪年，也就是在西汉末和东汉初之间。 

　　历来有一些佛教学者出于一种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种猜测性的“想当然”，总想把传入的时间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据的。

　　例如，有些著作认为在尧舜时代佛教已经传入，这比佛教在印度诞生的时间还早了一千多年，显然是闹笑话了。

　　《列子》说周穆王时已经在崇拜佛教，还说孔子把佛奉为大圣，也都无法成立，因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后的三百五十多年，释迦牟尼才出世呢。

　　至于孔子奉佛，更毫无证据。

　　也有人说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取到了佛经，于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们知道的那个张骞在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

　　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认真地写到过张骞出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到？ 

　　比来比去，我觉得还是范晔在《后汉书》里的记载比较可靠。

　　那个记载说，世间传闻，汉明帝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询问群臣，有个大臣告诉他，那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在位的时间，是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五年，不知道那个梦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询问群臣时，已经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见佛教传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接下来的时间，倒是更加重要的了，那就是：

　　汉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个人到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与两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阳，还用白马驮回来了经书和佛像。

　　于是，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对于一个极其深厚的宗教来说，光靠这样一次带回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汉代朝野，多数人还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但在西域，佛教的传播已经如火如荼。

　　这种状况，激发了两种努力：

　　一种是由东向西继续取经，一种是由西向东不断送经。

　　这两种努力，组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独的脚印，殊死的攀越，应该作为第一流的文化壮举而被永久铭记。

　　朱士行是汉族僧人向西取经的创始人。他于公元二六○年从长安出发，在无人向导的情况下历尽艰难到达遥远的于阗，取得经卷六十万言，派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至八十高龄在那里去世。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图澄等。我很久以来一直对鸠摩罗什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从西域到长安，很多统治者都以抢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学者为荣，不惜为此发动战争。

　　例如，长安的前秦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佛学大师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阳，达到了目的。

　　道安当时年事已高，到了长安便组织翻译佛经，他告诉苻坚，真正应该请到长安来的，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所在地很远，在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 

　　鸠摩罗什当时只有四十来岁。苻坚看着道安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黑脸佛学大师如此恭敬地推荐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学者，心想一定错不了，就故伎重演，派一个叫吕光的人率领重兵长途跋涉去攻打龟兹。

　　吕光的部队，是公元三八三年出发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龟兹，抢得鸠摩罗什。正准备带回长安向苻坚复命，半途停息于凉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吕光忽然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苻坚已经死亡，政局发生了变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来的主人，显然没有必要再回长安了，吕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拥兵自重，给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凉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凉天王等，似乎越封越大。

　　尽管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道被他抢来的鸠摩罗什是个大宝贝，不肯放手。鸠摩罗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鸠摩罗什学好了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做好了准备。还有青年学者从关中赶来向他学习佛法，例如后来成了著名佛学大师的僧肇。 

　　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坚死后，入住长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西凉来请鸠摩罗什。吕光哪里会放？或者说，越有人来要，越不放。

　　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继位了，再派人来请，当然又遭拒绝，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抢得鸠摩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