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就这样在一路战火的执持下，于公元五世纪初年到了长安，开始了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的翻译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们阅读佛经，很多还是他的译笔。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

　　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辽阔土地上，在那个时代，一次次的连天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某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

　　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

　　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前导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的两年前，另一位汉族僧人却从长安出发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罗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经的法显。

　　这两种脚印，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分量很重。

　　其中，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法显出行时，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他自己记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这中间又有多少的取经者和送经者！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

　　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法显在自己六十七岁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葱岭）。

　　这是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天山等几个顶级山脉交集而成的一个天险隘口，自古至今就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于在夏天翻越，却让一位白发学者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

　　这种生命强度，实在令人震惊！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岁那一年，从巴基斯坦那面寻路到那个隘口的南麓，对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国老人的壮举，深深祭拜。

　　我去时，也是在冬季，还同时祭拜了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摩罗什等等这样的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

　　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化。

　　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