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