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袁宏道《书念公碑文后》
　　余辛丑夏，舟中为念公述此，小修代书于册。彼时龙湖老人犹在通州，谈大乘者海内相望。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复见汉官威仪。有来者询，余曰：“焦先生，洪钟也，试往叩之。”及余归柳浪，而念公适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盖余之耳不闻至论，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抚今思昔，用与之俱。夫使海内人士无志大乘则已，若也生死情切，则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针札。余非阿私所好者，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读不至误人。若但欲持戒学语，则无事此老锤凿矣。（《袁中郎随笔》）
　　5．钱谦益《题介立诗》
　　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其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旦公诗托寄孤高，属意清切，庶几道人本色，不失蔬笋风味。余读而深叹之。唐僧之诗，各有原本。赞宁称抒山之诗，谓文人结习深重，故以诗句率劝，今入佛智，此昼诗之本领也。旦公从文字因缘深入佛智，作诗如华严楼阁，弹指皆启，岂以一章半偈为能事乎！他日以今之旦配古之昼，何为不可？峨嵋老衲彻修题。（《牧斋有学集补》）
　　以上引来作例的几篇是明显地表现佛教思想的。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有些以玄谈、山林、隐逸为内容，也是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作品，因为崇尚玄谈、山林、隐逸是魏晋之际释、道思想融合的结果。这类文章以南北朝时期为最多，下面举几篇为例。
　　1．王羲之帖一则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
　　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法书要录》）
　　2．《世说新语》三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第二》）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第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
　　3．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此奇者。（《陶隐居集》）

三、诗文评
　　隋唐以来，禅学盛兴，中国有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并且提出所谓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等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许多朝代，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形。
　　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是幻想）。
　　能不能解脱，关键在于能不能彻悟。晋宋之际，佛教大师们对悟有“渐”“顿”两种看法。宣扬顿悟说的是当时的名僧竺道生，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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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卷七《竺道生传》。

　　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有破旧立新之功。汤用彤说：
　　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竺道生盖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其所持珍怪之辞，忘筌取鱼，灭尽戏论。其于肃清佛徒依语滞文之纷纭，与王弼之菲薄象数家言，盖相同也。①比竺道生的时代稍后，到南朝宋末年，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磨来华，讲《楞伽经》，传禅法，也主张“不随于言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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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
　　②《楞伽师资记》。

　　菩提达磨的禅法一传再传，吸收竺道生的理论，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之后，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
　　这种超乎象外、直指本心的玄理对教外的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谢灵运就曾著《辩宗论》，引用竺道生的理论，阐明所谓折中孔、释的顿悟说。到唐朝，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理的影响越来越深，有不少文人的生活和作品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禅味（例如王维和孟浩然）。还有些文人引用禅理来讲文学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滀、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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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他又在《与极浦谈诗书》里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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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这里提出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同禅理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东西。
　　司空图的名著是《诗品》。这部书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每种用一些美丽形象的四言诗句加以解说。这诗句中有不少也是富于禅味的。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