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佛门弟子中还有不少女尼，而信佛敬佛的女人也很不少，如果没有个女菩萨，女信徒们成佛无望，则难免挫伤她们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导致佛门冷落，香火不济，财源枯竭。人们会说，连佛界都重男轻女，女人们修行也是白搭；并且，天长日久地去膜拜男菩萨。也难免会有男女授受不清之嫌。  

　　　　  
　　   基于上述原因，女菩萨的诞生便成了佛事活动中的一件日显紧要之事。于是男观音遂欣然去弥补了缺乏女菩萨的遗憾，渐演变成一尊风姿绰约的娉婷女郎，以至于不仅女人们尊敬她，将她引为体己，而且男人们也敬重她，希望得到她的青睐和降福。
　　　　  
　　   观世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民间佛教中的头号尊神，主要在于她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且公正无私的行为满足了处于下层社会广大苦难信众渴求解脱、向往幸福的迫切心理。《西游记》第四十九回“观音救难现鱼篮”一节，便是佛教下层信众对她体察民间疾苦的感激涕零的生动写照。书中写她早上扶栏看花时，不见池中金鱼出来参拜，掐指一算，知道它在通天河成精，陷害取经人。于是，平时的喜悦神情不见了，连梳状打扮都不及，就在林中削篾编篮。作者借孙悟空的眼光介绍她：
　　   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
　　   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
　　   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
　　   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对于一个神佛、尤其是一个万众景仰的女神来说，衣着不整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八戒与沙憎见状很是过意不去，说：“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但正是由为她没有梳妆，便少了一些神圣的灵光，却多了一些世俗的情味，使得与百姓的距离陡地近了起来。这一节里讲，人们看见她，都说是“活观音菩萨”，都拥向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
　　　　  
　　   《西游记》里关于观世音的故事，反映出她在佛教下层信众以及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真正的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救世主，所以她在中国民间佛教中，才会最爱欢迎、接受香火最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西游记》才将观世音塑造成为孙悟空最敬重和亲近的一位菩萨和尊神。  

　　　　  
　　   除了观世音之外，中国民间佛教还对弥勒佛、四大天王、十六罗汉等印度佛教神像进行了大拆大卸和重新组合。如弥勒佛原是释迦牟尼弟子，又是继释迦之后的“未来佛”，宋以前他在我国佛教寺庙中都是一副“庄严宝相”。可是入宋以后却变成了一座“嘻嘻笑”的大肚弥勒佛，笑口常开，很是和蔼可亲。
　　　　  
　　   四大天王初传来中国时地位并不一致，如北方多闻天王又是“财神爷”，毗沙门天王则是常侍奉于释迦佛像右，为右胁侍。可是入宋以后，“财神爷”的兼职被渐渐取消，毗沙门天王也同其他三天王抱成一团，并且他还渐分出“托塔李天王”的化身。李天王即李靖，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镇守边关的猛将。有时这李天王还要统领其他四天王(包括他的祖身毗沙门天王)。在中国民间，四天王王还被称作四大金刚，他们手中的武器也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变化着。以后，在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影响下，四大天王的职能由护天变成了护民，专司风调雨顺的事，离印度佛教中的镇守四大天．王的至高神圣的职责大相异趣。
　　　　  
　　   十六罗汉在唐末五代和尚张玄及贯休笔下仍存有他们在印度时的原般形态，可是这两个和尚同时也有十八罗汉画像留世。可见这时的中国人已在对十六罗汉加以改造了。入宋以后，中国寺庙里塑造的便多是十八罗汉像了；添加的两位罗汉的名字也确定下来了：一位叫降龙，一位叫伏虎，或者是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此外，有的寺院中竟还出现了五百罗汉甚或八百罗汉，其间有着儒冠者，有济公和尚，又有道教祖师如老子；入明以后甚至还出现了基督……
　　　　  
　　   中国寺庙对印度佛教神像的重新组合与加工，使得佛教更贴近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及其信仰方式，更日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与社会习俗。而中国寺庙对印度佛教神像的这种中国风味式的组合加工，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瞄准着中国下层佛教信徒而进行的；或者说是中国下层佛教信徒的需求口味在一种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佛教神像的中国化、社会化、世俗化的嬗变活动。
　　　　  
　　   顺便指出的是，中国民间的佛教信徒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为了表示对心中的佛教偶像的尊崇和便于长期奉祀礼敬祈祷，因而往往自动集资造像建塔立庙(当然是小型的了)并付诸实行。这样便形成了所谓佛社。不过，这种佛社同上层僧人或官僚士大夫中的信佛者所结的佛社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后者纯粹是出于探讨佛教义理需要，如东晋高僧慧远和其同道人为往生西方净土而在庐山所结的念佛社——白莲社。又传有陶渊明等3人不入社，作社外之交等。中国古代民间佛教徒的佛社的组织成份则主要是普通劳动人民，当然一般也有少数僧尼沙弥或世俗官僚掺杂其间，便于指导和扶持佛社活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或少文化，一般也难去对佛理进行探讨，至多恐怕也只听听僧侣的讲法了。而佛社的规模，少则三四人；多则可达一两干人。北魏太和五年(401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爆发的法秀起义，据夏毅辉先生考，便是一次佛社起义，是法秀利用“佛社”的组织功能来集合分散的个体农民发动起义(《法秀起义起宁佛社》，《北朝研究》l993年第l期)。汤用彤先生还在《隋唐佛教史稿》里指出：中国民间之所以广泛流行念佛拜菩萨，“盖亦因集会结社之兴起，此在唐以前已有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