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曾说：“顿悟禅为中国佛学之骨髓，又为佛学之核心。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如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又说：“中国佛教之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年谱》）这是大师通观全体佛学、洞察中国文化传统后得出的结论，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正法眼藏　中华妙心〗

　　大师所说的“顿悟禅”、“禅”，系指禅宗。自中国佛学臻于烂熟的盛唐时代起，禅宗便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风靡朝野，形成“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苏轼《楞伽经序》）的昌盛局面。“会昌法难”后，台、贤、慈、密等诸宗衰绝零落，唯独禅宗一花五叶，烂漫盛开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绝。直到如今，若问起汉传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脉，十之八九，大抵皆属禅宗，而禅宗诸家中，临济儿孙，要占十之七八。禅宗不仅子嗣繁盛，而且深施其影响于佛教诸宗。华严宗自四祖澄观起，便融会教禅，五祖宗密，更是以教解禅、依禅说教，行归禅宗。天台宗的教观，在宋代以后也多融归于禅、净。净土宗亦深受禅宗滋乳，宋代以来，诸大德将禅法运用于持名念佛，形成由“理持”、“理一心”而达禅净双圆的实相念佛法，禅净双修，成为近千年来无数学佛人所履践的路径。禅宗以超然物外、洞彻人心的高姿态，雄踞中国思想界，不仅为中国佛学的骨髓，而且点化升华了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系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纽带，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道教的改革，宋明新儒学与宋元新道教，都是在其传统基础上融摄禅宗的产物，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性命双修的内丹、内道外法的符，都散发着浓重的禅味。元明以来出现的罗教等民间宗教，也多汲取于禅。禅宗渗透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武术、气功、医学等领域，禅拳合一的少林武术，及开出超逸空灵、活泼自然新境界的禅诗、禅画、禅意书法等，皆是禅的外化与运用。禅宗还盛传于中国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成为这些地区佛教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越南佛教，尤以禅宗为主流。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禅宗又西传欧美，一时蔚成热潮。

　　宗门相传，禅宗源出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事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经言：释尊称他付嘱迦叶之禅为“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古德有言：“禅是佛心”，点明禅为全部佛法的心髓、眼目，禅因此又被称为“佛心宗”。佛心，即“涅盘妙心”，乃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所证，是佛教建立的基点、三藏十二部无量教法的渊源。释尊出世，说法不倦，横说竖说，刹说尘说，无非是以种种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悟入佛之知见，证得本自具足的涅盘妙心，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实现生命的自我变革，永享清凉自在的涅盘之乐。其所示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等理，三学六度四摄等行，都是标月之指，旨在令人因指自见自心佛性清凉宝月。禅宗，正是去诸枝蔓，直截根源，以最简易圆顿之方便，指示人于当念证悟一切显密教法所指归的自心佛性、涅盘妙心，悟入如来知见。禅宗虽自称“教外别传”，其实正是教之眼目、教内真传，昔人喻教如画龙，禅如点睛，可谓善譬。佛教诸宗中，禅宗最能代表佛教独具的依智慧自知其心、自净其心、自主其心而自度度他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特质。然如此重要的佛法心印，在印度竟未立专宗、未成显学，而发扬光大于神州大地，这自与中国的“大乘气象”和深厚文化传统有关。太虚大师“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之言，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对全体佛法研究越深，大概越易认同此言。如三十年代来内地传法、举国尊尚的西康诺那、贡噶等活佛，称禅宗为“大密宗”。法国戴维娜女士，游学印度、缅甸、日本、中国西藏等地修学诸家佛法二十余年，并遣其子随西康贡噶活佛学法六年，抗战末期来华参学，得出的结论，是正真佛法唯在中国，且以禅宗为最胜。（见南怀瑾《禅海蠡测》）当代佛学大家张澄基教授，曾入康随贡噶活佛学法八年，得格西学位，后旅居美国，贯通西方文化，在其毕生心血凝成的大著《佛法今诠》中说：“学佛越久越觉禅宗的伟大”。

　　禅宗的伟大，在于它以简易圆顿的履践之道，总持印度佛学的心髓，扎根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将佛法了生死出世间的极旨与中国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积极精神结合为一，高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旗帜，打破了佛与众生、出世与入世、生活与学佛、出家与在家的阻隔，开辟出一条任何人都可趋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证悟佛法的简易切实之道。禅门宗师还用诗偈、语录、图画、圆相等极其艺术地表示不可言说的悟境，用机锋公案、棒喝直指、扬眉瞬目、拳打脚踢、斩蛇杀猫等极为灵活的方式，接引、勘验学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教学法，其活泼生动、深沉奇妙、神变无方，乃旷古未闻，举世仅见。正如已故贾题韬居士所说：“所谓禅宗，就是把教下的精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以极其艺术的手段来点出涅盘妙心”（《论开悟》）。如此活泼奇妙的佛法，大概只能出自中国大德之手，乃印度佛学的种苗在中华文化滋养下结出的硕果，是中国佛教智慧乃至中国文化高度成熟的表现，可称之为“中华妙心”。在印度和西藏，虽然也有宗旨、实质类同禅宗的“南天竺一乘宗”、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心髓等法，但都局限于少数头陀僧山林苦修的圈子之内，在与生活结合的紧密度与表现的艺术化方面，远远不及禅宗。这无疑与培植禅宗的中国文化土壤有密切关系。

　　正因为禅宗发扬了中国本土主流文化重现实人生及伦理实践、究性命根源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精神，适应了喜简易切实的身心修养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才能风靡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当今这个科学至上、享受人生成为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在诸宗教中，在佛教诸宗中，能应时契机，适宜现代人修习，最能表现人间佛教的宗旨者，无疑首推禅宗。贾题韬居士说得好：“从人间佛教这个角度上来看，选一个宗教做代表，那也只能是禅宗。”（《论开悟》）

　　〖衰迈虽极　余绪犹存〗

　　禅宗全盛于唐宋，自晚唐以来，逐渐渗入中国文化深层，推动了儒、道二家的鼎新。当吸取了禅宗不少乳汁成长起来的儒、道二家新学尤立足本土文化正位的宋明儒学日益走红之后，禅宗这位乳母便日渐衰迈，其时间大约起于宋元间。从阵容看，禅门诸宗中的北宗、牛头、荷泽、沩仰、法眼、云门、黄龙等宗先后绝嗣，只剩临济下杨歧一系及曹洞宗支撑门面。人才渐稀，宗匠渐少，具大手眼大作略、能使全社会倾倒的大禅师越来越难得。禅门宗师如永明延寿、真歇清了、怀深慈受、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红螺彻悟等，多提倡净土或由禅归净。禅宗丛林寺院、儿孙子嗣虽然不少，但渐失唐代专弘禅宗、农禅并举的宗风，明末以来，多讲经、传戒、念佛并行，并迎合民俗赶经忏做水陆，所谓“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至民国初，就连扬州高?寺那样以宗风纯正驰誉丛林的禅寺，也常做经忏佛事以谋道粮。禅宗本来以心传心，“见过于师，方堪付授”的传法方式，也渐演变为以宗法性的庙产传承为实质，传法只成为以法卷相授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实质性内容。禅法呆板僵化，天下丛林，大抵只以死看一“念佛是谁”话头为事，失去了兴盛期针对时机解粘去缚的灵活机用和直指方便。“宗师既无接引后进的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参禅之徒，多有老死语下，不落入担板窠臼，即堕在禅定功勋。”（南怀瑾《禅海蠡测》）清初雍正帝参禅，印证于京师名宿迦陵性音，帝以为迦陵?　　佛性，转依章嘉活佛而得证悟，以帝王身举扬宗乘，提持祖印，令天下老和尚面目扫地。雍正帝发愿十年兴教，亦未扶起宗门。“及至清末，缁素二界一无演绎禅学思想者也。”（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史》）学佛之人，多对宗门失去信心，大多趋归净土，或致力教典以应讲筵，或穿洋渡海外求胜法，学修东西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