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之衰迈，与整个中国佛教同步，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一般将儒者之阴附阳挤、仙道之吸收、洋教及民间宗教的攘夺作为禅宗衰落之因，自非无据，然不过外因而已。过去有人将宗门衰弱之责委诸于宗密、永明之融通禅教，尤永明之导禅归净，似乎不足为凭。禅教本来同源，藉教悟宗，乃达摩禅的基本路径，融通禅教，颇利于禅的参修与印证，有防治禅病、导教归禅之功，岂是宗门衰落之因？禅人归净，亦非必弃禅宗。净宗虽更适合多数末法众生的根器与信仰需要，但亦未必妨碍具器者修学禅宗，禅净互补互辅，净土念佛之极致，亦必融汇于禅，并不能取代禅。禅宗衰落的原因，如果从禅宗自身来找，主要者大略有四点：

　　第一，背离了禅即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俗生活的本旨，偏重出世的一面，过于注重个人的了生死问题，较少关心社会的伦理教化和众生的现实生活，崇尚山林办道、隐逸高蹈，推崇“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的作风，元代以来，闭关打七成风，带有浓厚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色彩，使禅变为少数深山苦行僧的专利品，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自然要被社会民众所冷落，难免遭受儒者们的排拒指责。同样是一脉相承的禅宗，在日本却能契入民众，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相比之下，衰落之责自明。

　　第二，背离了不立文字、贵在心传实证的根本立场，禅人们纷纷在前人不立文字之文字上讨活计，流于口头禅、文字禅。北宋雪窦重显继汾阳善昭以偈颂解释古人参禅公案，为《颂古百则》，其后圆悟克勤又重颂之而成《碧岩录》，天下禅和纷纷诵习，开文字禅之风，当时禅人如心闻等虽有指责，莫能挽回。临济宗下大慧宗杲与曹洞宗下宏智正觉为挽文字禅颓风，提倡看话禅与默照禅，振宗风于一时，然看话禅演为程式，遂失当机直指之妙，默照禅过于沉稳，有易堕禅定功勋之弊。此后禅法几无新路，万人一式，机锋棒喝，亦成定套，失宗门活泼机用，生气渐尽，焉得不衰！

　　第三，背离经教，藉口“教外别传”，不看经论，不修持戒、发心、忏障、集福等加行，不分根器利钝，一入佛门，便只抱定一句话头以为究竟，在无明眼宗师指导印证的情况下，不是久参不悟，便是迷执光影，误认法尘影事为真我，修行多年，烦恼根本分毫未动，我慢增上；或发邪解，或以解为证，堕于狂禅、野狐禅，自认本来是佛，戒定福德，无需更修，烦恼即菩提，无需离断；或如枯木死水，认世间定境为涅盘。南阳慧忠国师、永明延寿大师等早就见及此弊，强调须依教印证，然亦未能挽颓风于后世。

　　第四，门庭过高，下根难入。六祖说，他的戒定慧法门“接最上乘人”，能言下见性一悟即至佛地的最上乘人，当然不会太多，而且随人根之渐陋，越来越少，禅宗之渐衰，乃成定势。然禅宗也非不能接下根人，六祖言：“下下人有上上智”，问题在于未能开出令多数下根人容易趋入、立马见验的多种入禅门径。相形之下，藏密大手印、大圆满法，则开设有渐入顿门的加行法，可普摄诸根，直到近今还受人欢迎。

　　总之，禅宗衰落的内因，在于缺少应时契机广辟禅门的方便。然说禅宗衰落，只是就大势而言，禅宗虽衰，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还是代有宗师，嗣传不绝。即使到衰迈至极的清末，也还是遗范尚在，宗风犹存，未至于像忽滑谷快天所说“禅宗绝传”。天下禅林如金山江天、扬州高旻、常州天宁、焦山定慧、鼓山涌泉、宁波天童、新都宝光、西安卧龙等寺刹，还基本保持古代禅刹遗风，专弘禅宗，每年开办禅七，精进参修。有大定、冶开、法忍、魁印、融通、海印、妙华、明印等一批禅师撑持宗门，他们的力参精究、苦行头陀、淡泊名利、云水参访的作略，还保持着唐宋遗风，有些在证悟和行履上甚至不逊前贤。如大定（1823—1903），于金山参观心和尚而开悟，在清末宗门四大高僧（其余三位为冶开、法忍、圣祖）中称禅定第一，与其徒融通（1866—1928）相继住持江天禅寺，学人星聚，金山宗风得以重振。法忍（1844—1905）在四大高僧中称智慧第一，于南京赤山建般若寺为道场，领众禅耕，力行参究。嗣法弟子魁印（1856—1909）住持南京毗卢寺，每年春夏讲演，秋冬参究，参学者常数百众。妙华（1830—1906）住长沙铁炉寺，接引学人棒喝俱下，颇有古风，岳峰、海印、明教（道香）等皆于其棒喝下大悟，海印（1840—1924）有《禅海珍参》一卷流传丛林。明印（1841—1928）禅净双修而得大悟，居长沙落气停，北京雍和宫白普仁喇嘛曾至其茅蓬礼拜，称他为果位罗汉。冶开（1852—1922）在常州天宁寺禅七中依定念和尚开悟，于终南山结茅静修，有伏虎降怪之异，后回天宁寺接任方丈，对参学者深锥痛諸，不稍宽假，有《语录》三卷传世。此外，以讲经说法著名的慧明、月霞、圆瑛、应慈、慈舟、守培等法师，也曾于宗下参究有得。

　　清末民初的这批禅师，在参学上大多依看“念佛是谁”话头而发悟，悟后多融通禅教，说法讲经，提倡净土，保持着宋代以来的禅匠作风。但与古德不同，极少隐遁山林不问世事，多能于社会巨变中积极弘法护教，兴修寺庙，组建社团，培育僧才，投入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如冶开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修复天宁寺殿宇，在寺内设毗陵刻经处印经，办义务小学，在上海创办居士念佛会、佛教慈悲会，远赴北方赈济灾民，捐资修建大运河上政和桥，数十年孜孜不倦，为法忘身。海印在湖南沅江景星寺创办佛学院、普通佛学研究所、居士林、念佛社，明印和尚也有开办念佛堂、莲社、正信会、佛经流通处之举。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新风气，禅宗大德多能积极投入。

　　〖起衰续绝　力挽颓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佛教复兴潮流中，慈恩、贤首、天台、净土、南山诸宗，皆有恢复振兴，久已绝传的密宗也从东瀛回归，作为佛教主流的禅宗相对而言虽较沉寂，但还是有人奋力整顿，得现复兴气象。其间业绩最著、影响最大者，首推虚云（1840—1959）和尚。

　　虚云和尚的贡献，首先在于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他以官绅子弟舍俗出家，在长达一世纪的衲僧岁月里，始终超脱不俗，坚忍不拔，清苦淡泊，无私无畏，随身只是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衣，不贪名闻利养，不图自身利益，待人谦虚温和，礼必还拜，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尤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坚毅刻苦著称。从其初出家住洞苦修，到为报母恩历时三年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参访终南、峨嵋、西藏，只身翻越雪山赴印度、锡兰、缅甸朝礼佛迹，历尽艰辛，“受尽十磨九难”，其阅历极富传奇性，其精神品格令人钦敬赞叹。他生当社会剧变、佛教多难的时代，“坐阅五帝四朝”，迎击时代暴风骤雨，为维护佛教命脉奋进不息，辛劳不倦，爱国爱教，悲深行苦，志大气刚，德高望重，足迹遍海内外，弟子逾百万众，为历代禅僧中所罕见。人称其建树、道德、年齿、证悟之高深伟大，为近千年来所罕见，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