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以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禅法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和广大教外人士。禅宗的禅法是奠立在什么思想原则上的？指导禅宗修持实践的理论要旨是什么？本文拟通过简要的论证，说明心性论是禅宗的理论要旨。
　　　　
　　一 
　　
　　禅宗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因重于禅，主参禅，故名。禅宗的禅法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只是坐禅。禅宗又因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而称佛心宗。“以心传心”的心，指佛心，自心。意思是师父不依经论，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子弟，以佛法大义使弟子自悟自解，这也叫做传佛心印。弟子为师父当下直接认可而得到的心印称为“正法眼藏”，即是得佛教正法。被师父直接印可的徒弟可以相承嗣法，为嗣法弟子。如此由师父传弟子，弟子传徒孙，一代一代内证传承，构成禅宗的“法脉”。禅宗的特征通常被概括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不依据文字，不依据经书。三论宗吉藏也有“不立文字”的说法，而“教外别传”却是唐代中期以后禅宗的特色。“教外别传”是“不立文字”说的发展，它并不是与经教完全绝缘，而是强调在传授上不依文字、言教，即另有“心印”。故禅宗又称作别传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深究、彻见心性本源，从而成就佛果。从这些对禅宗特色的表述，可见禅宗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的。
　　
　　 从历代禅师的著作看，禅宗并不关注如何认识世界，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不关注世界观、宇宙论的问题，它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较小。惟有对禅修方法极为重视，探讨，辩论和创造甚多，棒喝、机锋、语录、公案、古则、话头、默照，甚至呵祖骂佛等教学方法和参禅法门，令人目不暇接，而这形形色色的禅法，都是从心性思想发挥出来的种种机用。禅宗的种种修行方法，不同的途径，也都是以达到见性成佛为目的的。由此，禅宗对于心性的内涵、本质、心性与成佛的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极富特色的论述。我们只有结合禅宗心性思想才能理解其禅法的真意。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归根到底也是讲如何了生死，如何解脱，如何成佛的问题。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分裂出来的独立主体。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无限性，向往与自然的同一，是人的最深沉、最强烈的内在心态。而现实与这种向往是对立的。禅宗的禅法作为一种生命的智慧和艺术，正是力图为人们实现这种向往提供方案。又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下，禅宗转向重视人的现世，重视此岸，并着重从人的心性方面去探求实现生命自觉、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的问题。禅宗视心为人性的主体承担者。禅师们既重视心，也重视性，并把心性结合起来，从而也就把心看作存在的范畴。他们把实现自我觉悟，开发自己心灵世界，作为人生的主要任务和最大追求。强调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实现自我超越，解脱烦恼、痛苦和生死，成就为佛，即在有限、短暂、相对的现实中实现无限、永恒、绝对。
　　
　　 由此可见，禅宗的心性论是禅修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禅宗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禅宗的全部思想理论的主要旨趣。
　　　　
　　二
　　
　　禅宗的心性论是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丰富起来的，而这种情况又是与禅法的演变，流派的分化，禅师的见解直接相关的。从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印度禅法传入，尤其是菩提达摩推行“理入”和“行入”，亦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禅法以来，一直到弘忍时代，提倡凭借经典，重视整体佛法，以求参禅成佛，可以说是准备时期；〔1〕二是从慧能开始提倡自性清净， 超越文字义解，直下彻悟心源，顿悟成佛，标志着中国化禅宗的形成。随后并分衍出五家七宗，门叶繁茂，禅宗臻于鼎盛，可以说是兴盛期；三是从宋代以后，禅宗思想，包括心性思想趋于停滞，由守成渐至衰退，可以说是衰落期。对于禅宗的心性论，我们主要论述的是准备期和兴盛期，特别是兴盛期的心性论思想内容。
　　
　　这里我们想简要地梳理一下禅宗准备期和兴盛期的禅法演变、流派分化和心性思想的发展，以便于从纵向把握中国禅宗心性论的概貌。
　　
　　禅，源于古印度的瑜伽，原意是静坐敛心，正思审虑。在释迦牟尼之前，印度就盛行禅法，如有的人就企图通过坐禅达到升天的目的。释迦牟尼也提倡以达到涅槃为目的的禅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小乘佛教的禅观思想也相应传入，其特点是以带有数字的佛教名词为禅观对象，如三界、四谛、五蕴等。东晋时的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介绍了大乘禅法，尤其是“念佛法门”，即着重观念佛的相好、功德。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出四卷《楞伽经》，该经卷二列举了四种禅〔2〕， 其中的如来禅是指具备自觉圣智，又为利益众生而示现的不思议妙用，是高层次的禅。又以“攀援真禅”为达到如来禅的阶梯。攀援真禅是超越分别，如实证悟真如的禅法。这种禅法以契合于真如即契合“如来藏心”为旨归，从而为禅学者指出了成佛的根源，标示出禅修的方向，由此又激发了禅师们去开拓种种禅修途径，为禅修的兴盛和禅宗的创立开了先导。
　　
　　被禅宗尊为初祖的菩提达摩，曾被误作为佛陀跋陀罗所译禅经中的达摩多罗。史载，达摩于南朝梁武帝时从印度来到建业（今南京），后渡江北上，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略辨大乘入道四行》是代表达摩思想的较为可靠的著作，文中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二入”修行方法。达摩传慧可（公元487年—593年），史载慧可为了获得达摩的禅法而“雪中断臂”，以示决心。慧可又传僧璨（？—606年）。 自达摩至僧璨三代师弟都称为楞伽师，都奉行《楞伽经》，把此经作为禅修的指导和印证。道信（公元580年—651年）嗣法于僧璨，传于弘忍（公元602年—675年），师弟二人除继承《楞伽经》思想外，又因受《大乘起信论》和《文殊般若经》的影响而提出“即心即佛”、“一行三昧”（心专于一行而修习的正定）之说。强调心法是根本，重视念佛。他们还一改以往的禅风，聚徒定居。道信就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三十多年。又因弘忍住黄梅东山阐扬禅法，故世称道信和弘忍的禅法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因弘忍的弘扬而大盛，一时被誉为禅法的正统。道信、弘忍在禅宗的酝酿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在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