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是：意根的整合机能由何而来？别无选择，只能是觉性，在整个认知系统中，前五根居于同一层面，意根居于高于五根的层面，觉性赋予五根摄取外物的功能而赋予意根以了别之功，意根以此了别能力阅读出五种形式部件的差异，或者说，五种形式部件的差异成就了意根的了别之功，在了别形式部件的差异中由于觉性本身的不可分割性而将五种形式部件整合起来，因此，表象的完整其实隐喻了觉性的纯一，如是，则觉性一面播撒于五根门头显现差异，一面又验于表象而显现纯一，形成了自身一多相即的品格。佛法所谓“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或“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中之“一”与“月”即喻指了此种纯粹而整一的觉性。
　　 表象的形成过程就是觉性在不同层面实现并验证自身的过程，因而主体对对象的认知其本质乃是觉性的自我认证，觉性的圆满以及对这种圆满的认证能力先在的规定了主体的生活目的：认证自我内在的圆满。佛法的认识论当然不尽于此，这只是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互相印证的部分，表明西方哲学发展到后现代时，已颇具佛理的气质。

　　 　　三、终极意义：超验所指的颠覆与特权信念的确立

　　 在本体论上，后现代哲学家们内部有两种刚好相反的观点，德里达以在理式、实在、本体、上帝、绝对精神等全称概念上划×的方式否定了宇宙与生命的终极实在观，颠覆了现代主义的超验所指，他断然否认在宇宙与生命之上有一个终极意义域，让人们从二元论的思维困境中解放出来，但也似乎有否定一切而走向另一极端之嫌。相反，以怀特海等为代表的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家们则坚持要预设一个在我们意识之先的“特权信念”：“某些信念在我们曾经获得了对它们的意识（无论通过什么方法）的意义上，是特权的，我应该比相信任何其它信念的真理性更相信他们的真。这些可疑的信念就是那些我们实际上必然预设的信念，即使我们在口头上否认了它们。”[5]（第38页）。格里芬认为，“特权信念”首先并非是那些自觉坚持的、在言语表达上形式化了的陈述，而是一些模糊的，通常位于意识边缘的直觉。“我们对实在有一种前感觉的、前语言的、前意识的领悟。”[5]（第39页）
　　 这两种刚好相反的观点各擅其理，但若执其一端，又会走向谬误，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体论的思考与建构上是有待完善的，尚无法与完善的佛法本体论相提并论，但上述相反的观念若综合起来——一方面肯定特权信念即一种先于意识的前领悟，一方面消解超验所指的肯定性在场，则在整体上就表现了向佛法本体论的趋近。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今以其双合之美来参较佛法的本体论。
　　 佛法认为，宇宙与生命有一共同本体：真如。为表达的需要，此本体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别名：在生命层面称为佛性，在物理层面称为法性，在个体层面称为自性，在认知层面称为妙觉圆明之性，在境界层面称为华严，即所谓“万花庄严”，表示佛所具有的充满智慧的洞察与生命的自由的福慧双圆之境。
　　 真如虽则不得不用的西方哲学的“本体”名之，但其本性则与西方哲学话语中的“本体”完全不同，在西方哲学语境中，本体，实在，绝对理念，上帝等全称概念虽然超越于形而下的万有，但自身对自身却有一种肯定性的认证，这就形成了本体与万有的对立、主体与世界的对立。真如不同，真如非具体的形而下的万有可以拘摄，即真如对具体的万有有一种否定倾向，这导致万有生必有死，同时真如也并不肯定自身，而是将否定性含具于我，如此形成一种既非肯定又非否定的有无双遣、不生不灭的品格，它既不是万物皆非、唯我独是的超验所指，也不是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在变化与否定中化育万物，生成一切的不可思议的灵性力量。在认知层面，它显现为主体的圆满觉性，“空灵”是此种觉性唯一可被描述的特征，由于其所内涵的固有的否定本性，一个实修的佛弟子仅仅只悟得觉性的空相是不够的，在悟得“空”之后，还要将这种空相也“空”掉，如此才可契合觉性的圆满，并在生活世界自觉的、创造性的去发挥和运用，获得自身的无穷受用。然而由于主体肉身的困境和面对世界的纷繁，此种觉性往往被转用为对外物的了别妄知功能即意根，并被主体终生执持，好一点的用为理性即对世界的审视，这两者导致了主体自身的迷妄及与世界的对立，实则都是因为错用觉性的结果，但觉性并没有因被错用而丧失，它与生命相伴随，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我们有一种先于意识的“前领悟”大约正是对这种真如本性的“领悟”。
　　 相对于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植根于我们生命本性中的真如委实深不可测，但由于生命本为真如的演现，这就为人对真如的最终觉悟提供了可能，根据佛法的阐述，这种觉悟的方式乃是一种非逻辑的直觉，而在获得最终的觉悟之前，我们需要建立对真如的“特权信念”，以确保觉悟之路最终抵达。由于真如的平等本性，逻辑地衍生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本应具有的亲和的、内在的、构成性的关系，这确立了主体对待世界的当然态度：仁慈亲和，平等共生。
　　 王治河先生认为，后现代思想家们在精神气质上似乎迥异于现代派思想家，他们“大都是‘操心之人’。既不是玩世不恭的颓废派，更不是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狂人，而是一些严肃的思想家，是一些操心人类命运、具有古道热肠的人，是肯担待的人”[5]（第6页）。面对现代性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人类今天的困境，格里芬断然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5]（第7页）真正的智者必然富于仁慈与道义感，他们的爱心从智慧里流出，他们勇于挑出人性的病根而给予疗治，指出人类的困境而积极建设，佛的理想是人人都成为真正的觉者，以觉悟庄严自身，实现个体生命的圆满、独立、自由，达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华严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