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确立并系统阐发了“四法界”说，进一步完善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法界圆融特为华严宗人所提倡，被该宗尊为初祖的杜顺(557-640)曾作《华严法界观门》一文，将《华严经》的主要思想概括为三观：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该文极为华严宗人所重视，澄观及其弟子宗密都曾为作注疏。澄观的注疏即《华严法界玄镜》三卷，是著对杜顺“三观”作了系统疏解，并多有创造性的发挥，“四法界说”即于其中获得系统阐述，并成为华严宗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四法界为：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无碍法界，四事事无碍法界。在总体上，四法界是关于事物现象及其相互间之关系的完整概括，又是华严宗由世俗认识层层转进于佛智认识的系统阐述；它既是现象学，又是认识论，并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事法界即现象世界，澄观云：“事法名界，界则分义，无尽差别之分齐故。”事法界表明现象世界之事物皆一一差别，各有分齐，它是世俗认识所执持的对象，而不属于佛智认识的范围。理法界即本体世界，理为诸法之体性，亦即真如，界则性义。澄观云：“理法名界，界即性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理法界阐明世俗认识中一切有差别的现象（事法）均无非是理性本体（真如）的示现，当以此本体为本位来观照一切诸法之现存相状时，则其存在之表象的差异性便获得最终消解，而转成究竟平等，略无差异，因为无尽事法所得以存在的最后依据乃是同一的。若理体为一，事法为多，则一即摄一切多一，一切多一即是一。这是超越于世俗认识而进入佛智境界之第一层次。理事无碍法界阐明理性与事相之间相即相入、互为依存的圆融关系，是对事、理二法界的共相统摄。澄观云：“无碍法界，具性分义，不坏事理而无碍故。”任何事相均为理体之显现，故离理无事；理体必普遍贯彻于一切事相，故离事无理；因皮任何事物的本身存在都必然是性与相的完整统一，虽有理有事，却两相无碍而圆融。这种性相统摄的观法须藉智慧才能实现，但它不是佛智认识的最高境界。事事无碍法界才是华严宗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它是在理事无碍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事理双融之原理普遍化，推之于一切诸法，最终还原出一切诸法之间相互融通的本相。澄观云：“第四法界，亦具二义（按即性义、分义），性融于事，一一事法不坏其相，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在理论结构上，事事无碍法界实际上是对理法界与理事无碍法界两者的统摄。理法界所标志的理性本体，其特性为至真、永恒、遍在，它不变而随缘显现，遂成就事相的千差万别；虽随缘而不变其自体，故一切事相为毕竟平等。在一切诸法无非理体之显现，而理体则周遍含容一切诸法这一意义上，所谓事物的殊相差异及其个体分限便完全消融于唯一之理性的绝对普遍性之中，而若任一事法都为性相圆融，则此法与他法、重重无尽至于一切诸法亦必为性相圆融、故此圆融即为一切诸法之共相，亦正由此而观得事事无碍。更清楚地说，现象世界之存在的最后依据乃是真实不妄、永恒普遍的理性本体，是为一真法界；无论其表象方式如何众多复杂，如何千差万别，都无非一真法界之展开，故一真法界即统摄了一切诸法，消解了一切诸法之差别相，是即事相与事相之间毕竟无有差别而转成圆融无碍。
　　 澄观关于“四法界”之阐述在理论上是极为缜密的，它成为华严宗法界观的典型表述。然而仍需指出，所谓“四法界”，其最终实相即是一真法界，亦即一心法界。诸法之存在、性相之无碍以及事相间的无尽圆融，实质上都是在灵昭不昧的本觉之心当中实现的，故法藏云：“言一法者，所谓一心也，是心即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16)，而澄观云：“法界者，是总相也。包事包理，及无障碍，皆可轨持，具于性分。”(17)“法界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也。从本已来，灵明廓彻，广大虚寂，唯一真境而已。”(18)故华严宗亦盛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说。
　　 第四，澄观虽广辟佛教以外之诸“外道”，弘阐“西方之教”，非难“此方儒道”，反对“三教合一”之说，但此同时，却又授儒入释，引儒家经义以解佛经。特引一例以明之。其《华严经疏》释“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一句云：“成就下，总结多门，无德而称也。菩萨之德焉，言不可周，宜以类取，故云如是无量。”其疏钞云：“无德而称等者，此借《论语•泰伯》篇言。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意云德既至深，故不能称叹也。谓泰伯即武王伯祖，文王之伯，弟名季历，即文王之父，合当泰伯长子承嫡，知弟季历必生圣子，让而不受，采药于吴，故为至德。”(19)如斯等类，未遑举列。此可见澄观实有会通儒释之意，且作过实际努力。所谓“言有滥同释教者，皆是佛法之余”，“儒道言同，皆佛法出”(20)，虽旨在扬释抑儒，却亦明其道有不背。故澄观之弘阐《华严经》义，并未拘泥于“西方之教”的固有之说，而是会通内外典籍，兼容儒道之论，这不仅使其教义可能获得更加广泛的信众，而且进一步消解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的异己色彩，同时亦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固有内容。华严宗经澄观而得以中兴，盖与其经义阐释中的兼容儒释之义理有关，而到了其传人圭峰宗密那里，这种既会通禅教而又兼容儒道之倾向变得尤为明显，实亦由澄观导其先路。就中国思想历史的运动轨迹而言，正是儒释之义理的融合才开辟出了新人耳目的理论天地，虽然这种融合的最高境界最终由儒学之士所达到，但华严宗的思想，尤其是澄观与宗密的学说，却于理学之发皇与心学之开辟皆有启迪之功。
　　 由上观之，澄观虽祖述师说而不泥于师说，虽尊《华严》而又融通禅教，虽崇释氏而又兼含儒道，故其思想学说在保持其宗派之鲜明特色的同时又以会通诸家之说而展示出了新的风貌，华严宗得澄观而中兴，良非无由。而其思想的整体特征，恰恰为极吻合于华严宗旨的“圆融”。这种思想上的会通与圆融，在澄观本人，固然以其溥博深厚之学问修养为之基础，同时亦为其时代之新风尚的一种要求。澄观精研内外典籍，会通禅教，兼摄儒道，不拘于门户之见，显示了其学术上的开旷视野，由此，不仅对华严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以其博通之精神预示了中国佛学向禅教统一发展的新方向，而且其学说对于理学之崛起及其理论之整体建构，亦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法藏《法界缘起章》，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