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后期到南朝刘宋初年，我国宗教界和文学界相继出现两个引人注目的潮流：先是庐山高僧慧远（334—416）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继而是以谢灵运（385—433）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大量创作山水诗。慧远、谢灵运分别作为这两个潮流的领导者又多有来往、交情甚笃，并且在净土信仰方面有许多共识。晋宋时期的山水诗一开始生成就和庐山净土法门有密切的关联。从庐山净土法门入手研究谢灵运山水诗，对于它的文化背景会看得更清楚；同时，还可全面观照晋宋之际由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组成的诗坛格局，揭示出山水诗、山水画和庐山净土法门存在的亲缘关系。
　　 　　一
　　 山水诗指的是登临山水之作，诗中写的是真山真水，诗人身临其境，置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所以，诗人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诗得以产生的前提。晋宋时期许多文人都有登临山水的雅兴，学术界在分析这种情况时，通常都是从士族阶级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着眼，把它看作士族成员追求享乐的表现。土族成员的游山玩水活动，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问题在于，他们的游览活动受什么思潮支配？哪些人对这种活动起着制导作用？这才是问题的特殊性，由此入手，方能发现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集团登临山水活动的差异。从西晋初年到东晋中期，士族成员游览山水的活动基本是受玄学思潮制约，人们在观赏过程中谈玄论道，老庄哲学成为显学。从早期的竹林七贤，到后来的谢安、王羲之、孙绰等人，大多是信奉道家学说的名士。东晋后期，名士们虽然依旧保持着游览名山大川的热情，但是，影响这种社会风尚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那些受到士人敬仰的自然山水的游览者，主要不是道家子弟，而是佛门的名僧高贤，其中庐山净土法门成员发挥作用尤为显著。
　　 慧远是东晋名僧，从北土辗转到达庐山，初住龙泉精舍，后居东林寺，弘扬净土法门。慧远酷爱自然山水，对此，《高僧传》卷六有具体记载。慧远率领弟子数十人，从荆州上明寺出发，想要前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旷、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慧远之所以停留在庐山，就是因为他喜欢那里的自然山水，把它看作是修建禅观的理想场所。至于最初打算到罗浮山弘法，也因为那里是风景秀丽的名山，和定居匡庐出自相同的心理。在修建庐山东寺寺的过程中，慧远更是表现了对自然山水的钟爱：“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叠基，即松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慧远充分利用庐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把精舍禅林建成妙肖自然的胜境，把自己时时置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充分领悟山水云烟的神韵。《高僧传》卷六还写道：“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慧远三十余年不出庐山，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僧俗交口称赞，这表明他确实是息心修行，致心禅观，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庐山由衷的热爱，把那里的自然山水作为生命的寄托。慧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然而，他并不是成年累月在精舍中静坐观想，而是多次出游，饱览了庐山的主要名胜，只是游览范围限定在山内。《全晋文》卷一六二收录了慧远写的《庐山记》一文，详细叙述庐山主要风景点的特色，以及相关的传说。试想，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绝不可能描述得那么真切。篇末称：“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同卷收录他所写的《游山记》，亦有类似文字。慧远昏晓行道、禅观念佛，时而也探幽览胜，登临山水。慧远游览庐山不是一人独行，而是有弟子相伴，有时多达几十人。《晋诗》卷二○录有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言写道：“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是交徒同游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怅然增兴。虽林过于幽邃，而开途竞进；虽乘危履石，并以所悦为安。”
　　 慧远提到自己两次游览石门，这里叙述的是隆安四年（400）那次，文中出现的释法师指的就是慧远，当时他57岁。此次游览石门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兴致甚高，一直造于峰顶。
　　 慧持是慧远之弟，亦是庐山东林寺高僧，时人称他和慧远“诚为贤兄贤弟”。《高僧传》卷六记载：“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在传化，兼欲观瞻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之蜀。”慧持入蜀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弘扬佛法，但也不能不承认，蜀地的名山秀水也使他心驰神往，志在必游。因此，他不顾兄长的劝阻挽留，毅然前往蜀地。慧持虽然和兄长分手了，但是，他们喜爱自然山水的情志却是相通的，只是弟弟长途远游，观览的名胜更多。
　　 在慧远的的宗教生涯中，结莲社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兴元年（402），他率众在精舍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结白莲社，一时参加者达123人，其中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等人被称为十八高贤。刘、雷、宗、周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作为慧远的弟子，在弘扬净土法门的同时，也都酷爱自然山水。
　　 慧远所结莲社的誓词是刘遗民起草的，其文见于《高僧传》卷六。刘遗民潜心空门，在庐山修行达十五年之久。《广弘明集》卷二七载有慧远的《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序言中写道：“彭城刘遗民，以晋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县令。值庐山灵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门释慧远，可以服膺。丁母忧，去职之山，遂有终焉之志。于西林涧北别立禅坊，养志闲处，安贫不营货利。”刘遗民在庐山专心修行，具持禁戒，最后在庐山去世，确实是志在山林。
　　 雷次宗、周续之、宗炳的事迹见于《宋书•隐逸传》，他们无一不是自然山水的知音。
　　 雷次宗年轻时就师从慧远，晚年写给子侄的信中称，他在庐山“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谈到以后的打算时说：“实远想尚子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未到惛，衰不及顿，尚可励志于所栖，纵心于所托。”雷次宗晚年怀念在庐山和慧远共修净业的时光，特别提到当年的山水之乐。同时，他素志未改，要像世外高人尚平那样遍游五岳，徜徉于山光水色之间。为此，他把家事全部托付给后辈，以便实现自己的畅游理想。
　　 周续之遁迹庐山之后，终身不娶，征召不就。宋武帝刘裕的诏书有如下评语：“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弱冠独往，心无近事。性之所遣，荣华与饥寒俱落；情之所慕，岩泽与琴书共远。”周续之志在山水，经朝廷此番表彰，知名度更大，天下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