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净土堂的题记“阿弥陀佛像三铺”来看，当然不能断然排除在一个窟内三壁重复造阿弥陀佛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把它放到唐代造像的大环境中看，这种推测就会受到怀疑。在三世佛系统中，可能只有少量的“弥勒三会”题材属同一佛重复的例子。而其它佛如释迦的重复，则应为三身的表现。诚然，阿弥陀佛也有三身，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二《分别三身品》云：“一切如来有三种身”。[11]阿弥陀佛当然不例外。隋慧远在《观无量寿经义疏》卷下论述三品九生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时，明确提出上、中、下三品之人“去时见佛不同。佛具三身，一者真身，谓法与报；二者应身，八相现成；三者化身，随机现起。依如大经，上品之人见佛应身而来迎接，中品见化，下品梦睹，不辨化应。真身常寂，无迎接相。”[12]众所周知，净土堂外室的北壁，刻有三品九生的内容并有榜题（南壁已残），鉴于此，窟内造阿弥陀佛像三身是有可能的。然而，龙门其它阿弥陀三身不是这样的三坐像配胁侍的组合方式（管见所限，未知它处有无类同之例），此乃其一。其二，如果窟内有阿弥陀三身佛，或者还有其它阿弥陀像，题记是否该称“三铺”，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先来看龙门大唐内侍省造西方净土龛的例子。
　　 “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位于奉先寺北壁东端，据碑文，为高力士、杨思勖等高官一百零六人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窟开于开元十八年（730年）。[13]关于碑文内容与造像，今人有过不同意见。温玉成先生认为，碑文文字为“西方无量寿佛一铺四十八事”，此四十八事即指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内穿插在各大像之间的四十八尊立佛，这些立佛是高力士等人所造阿弥陀佛像。对于此说，曾布川宽对照旧照片（Chavannes恰凡纳斯，1909，pl•225）认为实有四十九尊立像，不是四十八。而且以“曾氏原则”来衡量，这些立佛均因有七佛头光而不可能是阿弥陀佛。颜娟英先生再检视拓本，认为并非“四十八事”，而仍为“一十九事”才对。[15]笔者经过实地考察，亦认为温说不妥。其理由有三：1.从碑文实刻文字看，应为“一十九”，无论如何也说不成“四十八”，这从照片上也看得出来。2.大像龛内的立佛数量，实际为五十一尊，计北壁有二十八尊，西壁十四尊、南壁九尊。按温先生的算法，南壁应为六尊才能合“四十八”之数，但他忽略了东端上方的一龛，此龛现已破损，但大小规格与其下的三尊像龛相等，恰凡纳斯的旧照片上曾有一尊较完整的立佛，即曾布川宽所称之第四十九尊，但此龛为三尊像龛，另有两尊同大的立佛已凿出大形但未完工。南北两壁的造像，在两个力士的东端（外侧）规划是相同的，即各开两龛。北壁已完成，南壁未完成（可能是石质的原因，从现存石质状况看，确不宜造像），但这一龛三尊像却已显示了最初的计划。若把这二尊未完工的立佛也计算在内，三壁立佛总共有五十一尊，而非四十八尊。3.在“唐内侍省功德之碑”与五十一尊立佛的位置关系方面，显然过于勉强。北壁最外端为功德之碑，中间隔着十几个洞窟才是北壁的立佛处。如果高力士等人确实造了这“四十八尊阿弥陀立佛”，应该把功德之碑刻在立佛的旁边或中间，不应间隔如此大的距离。因此，从碑文实物，造像实物和碑与像的位置关系看，温玉成的推测都不能成立。
　　 高力士等人造的“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在哪里呢？曾布川宽教授比较谨慎地提出“恐即碑之右侧一龛，门口左右有二力士，上方则刻二飞天于云际飞舞”。[16]即右壁下方的较大窟。这个推测有道理，功德之碑与该窟高度一样且位置紧靠，应为同时设计凿作，并且碑文周围再无可对应之窟。该窟现编号为第1250窟，按贯例，不妨称作高力士洞。洞内有高约50cm的佛坛，坛上造有立佛三尊，佛高140cm（不连座），无头光，各立于束腰仰覆莲花座。窟内再无大像，左右壁各有三尊小龛一个，应为后造，与开窟无关。功德之碑称“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那么，除去三佛、二力士、二飞天共七像外，其它十二像或为活动石像，其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全部推测为胁侍菩萨和弟子恐怕也不妥。按一般情况推测，其中还应有阿弥陀佛坐像（件数不详）。坛上三尊立佛，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解释为阿弥陀佛三身像，即前述隋慧远所称之真身、应身和化身。显然，高力士洞的造像阵容比净土堂的造像阵容要大（净土堂为十一尊），阿弥陀佛像的数量也不少（至少三尊），但碑文仍称为“一铺”。如果净土堂内的造像全部为阿弥陀佛如同高力士洞一样，为何净士堂却称“三铺”呢？我们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途径。
　　 龙门魏牧谦洞的资料给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发。该洞位于石中溪附近的悬崖最高处，开元五年（717年）造，部分文字资料已发表于《龙门石窟》第二卷。平面为方形，三面环坛，坛上造像三铺，其形制和净土堂相同。“魏牧谦家像铭”云：“尝读佛经，云过去、未来、现在为三世佛，欲求而不归依者未之有也。先世尚焉，崇信极矣……乃于龙门奉先寺北，敬为亡妣造阿弥陀像、释迦牟尼像、弥勒像，合为三铺，同在一龛。”[17]这段题记显示：1.三世佛的内容已经改变，构成有阿弥陀佛参与的“新三世佛”。2.阿弥陀佛的重要性已经超过释迦牟尼佛，位居三佛之首。与莫高窟唯一的新三世佛文字证据即伯希和编号第75g洞窟题记相比，“魏牧谦家像铭”不仅更加具体明确，而且实物尚存。在唐代三佛造像题记今日已少见的情况下，这两个证据是我们的重要线索。
　　 我们如果把净土堂的题记“阿弥陀佛像三铺”理解为“阿弥陀等佛像三铺”，即前者为后者的省称，省掉或漏掉了一个“等”字，那么，净土堂的三铺像就可能与魏牧谦洞的三铺像相同了。只要把阿弥陀佛置于首位（造像中置于正壁），即使左右壁配上释迦牟尼和弥勒佛，也不会改变西方净土信仰的性质。伯希和记载的那则莫高窟唐代新三世佛窟，不是也称“净龛”吗？
　　 净土堂的王宝泰等人题记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即篇首之“佛国混同，讵有东（西之）异？”（“讵”意为岂，温玉成解大意为“岂有东西之异”是能够讲得通的）。一方面强调佛国和佛界的特殊性，体现佛教的严谨和体系特征；另一方面，“佛国混同”，强调一致性和普遍性，体现了佛教的宽容、通融与可变。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论“通”和“别”的关系。这两者相辅相成，才使得佛教图像呈现复杂、丰富和多变的情境。在解释佛像时当不可偏执于一方。具体就净土堂的造像而言，为何王宝泰等人开宗明义就提出佛无东西之异的观点？这恐怕是有所针对的。题记是对开窟和造像的说明，针对者应该是造像，即西方净土堂中容许其它佛像的合理性，是对造像的解释。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净土堂的造像主像为阿弥陀佛像一铺，同时还有两铺其它佛像——很可能如魏牧谦洞的释迦佛和弥勒佛（也不排除东方药师琉璃光佛的可能性）。这样，我们才能在题记文字、造像实物、相近参照石窟和宗教背景诸方面协调一致。我的思路是，与其把净土堂造像设想得十分特别和与众不同，不如把它设想得与同期同类洞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