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藏(549—623)，俗姓安，祖籍安息，后迁南海，再移金陵。七岁时依法朗出家，博览经论，潜心研习。十九岁时为法朗复讲经论，颇受大众称誉。陈废隋兴之际，江南凌乱，僧尼奔散，寺庙荒废，吉藏和同学前往各寺，收集文疏写本，满三大间。他勤奋整理、研读这些著述，为三论宗哲学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所谓“目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宏广咸由此焉。”(《续高僧传》卷十一《吉藏传》)隋平定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后，吉藏东游抵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住嘉祥寺。在这里，他宣讲三论，弘传佛法，听者常有千余人。因在嘉祥寺居住讲学前后十余年，故后人称他为“嘉祥大师”。在此期间，他曾派弟子智照往返于会稽和天台之间，与天台智□互致问候。开皇十七年(597)八月，他致书智□，邀请智□前来宣讲《法华经》，但因智□病重，未能成行。(见《国清百录》卷四)据传他后来曾亲自开讲《法华经》。

隋文帝开皇末年，晋王杨广总管扬州，设四道场以延集佛教学者，吉藏以解悟通达的盛名而被召入慧日道场，受特殊礼遇。此后，杨广又在长安建日严寺，请吉藏居住。在长安期间，他著书立说，完成创宗立派的工作。大业(605—618年)年间，他先后撰写成《中论疏》、《百论疏》和《十二门论疏》等“三论”注疏，并完成《大乘玄论》、《三论玄义》、《二谛义》等重要论著，对般若性空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创建了三论宗的学说体系。

唐灭隋之后，吉藏被征请为统辖全国僧侣的“十大德”之一，为唐王室所敬重。

吉藏一生讲“三论”约一百遍，《法华经》三十遍，《般若经》、《大智度论》、《华严经》、《维摩经》各数十遍。著作除上述提到的六种以外，尚有：

《大品般若经疏》十卷、《大品般若经游意》一卷、《仁王般若经疏》二卷、《法华经义疏》十三卷、《法华经游意》二卷、《法华经略疏》六卷、《法华经玄论》十卷、《法华论疏》三卷、《华严经游意》一卷、《涅槃经游意》一卷等多种。

吉藏弟子众多，知名的有慧远(蓝田悟真寺)、智凯、乌凯(亦名智凯)、智拔、硕法师、慧灌等人。硕法师著有《中论疏》十二卷，其弟子方康受唐太宗之诏，入安国寺宣讲“三论”，并造论疏以解中观之理，别撰《玄枢》两卷，总明《中论》、《百论》宗旨，现存尚有《肇论疏》。慧灌是高丽僧，他后来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并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祖师。慧灌弟子智藏也曾到中国研习过“三论”。元康门下的道慧，再传“三论”于日本。三论宗在中国流传时间不长，但在日本传播时间很长。

三论宗兴起前，成实学达到极盛；三论宗兴起后，成实学开始衰落。隋唐时期，三论宗主要流行于南方的金陵、会稽、荆襄地区以及北方的长安等地。随着法相唯识宗的崛起，以及受天台教学的抗衡，吉藏之后，三论宗也迅速式微。但它的思想学说，或为它宗所批判，或为它宗所吸收，予后起的各宗以重大影响。

三论宗的思想驳杂多端，与法相唯识宗的细密烦琐，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难治之学。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吉藏的理论体系是在论战中形成，并通过论战表达出来的。

吉藏本人把自己的思想来源追溯到“关河旧说”，后人也以鸠摩罗什、僧肇为三论宗的先祖，把吉藏看成是印度中观学派的嫡传。事实上，这个体系的理论特点，是借助那种只破不立的方法，批判一切执著，融解一切不可融解的观念，从佛教的角度，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全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吉藏说：

既有众生，故有诸佛；既有诸佛，便有教门。既有诸佛教

门，则有菩萨之论。诸佛为众生失道，是故说经；菩萨为众生

迷经，是故造论。(《三论玄义》卷下)说明他之所以用“论”命宗，而不崇“经”的原因，就在于以“论”破“迷经”者。

据《国清百录》卷四载，吉藏曾三次致书智□，措辞谦抑，表示要向智□请教天台教义。但在《智者大师别传》中，却记载说：“兴皇法朗，盛弘龙树；更遣高足，构难累旬。磨镜转明，揩金足色；虚往既实，而忘反也。”这里所说法朗的“高足”中，想应包括了吉藏。在私人交谊上，也许吉藏曾表示对智□的敬重，但在思想上，必然有矛盾和冲突。形式上看，天台和三论都重中道实相，但天台以经命宗，而三论则以论命宗，其内容和方法都有很大差异。天台宗立“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诸说，都是从肯定的角度立论；三论宗则着重于“无所得”，以否定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吉藏明确提出，三论宗就是要通过“无著无得”思想原则和论述方式，达到对最高真理的认识。他说：“有依有得为生死之本，无住无著为经论大宗”(《三论玄义》卷上)；“回流苦海以住著为源，超然彼岸用无得为本。”(《法华经游意》卷上)无著、无得的本质是破除一切执著，所谓“唯破不立”。在吉藏看来，无论是成实师、毗昙师，或是地论师、摄论师，他们的理论都是不彻底的，都属“有所得”；只有他的否定的、彻底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才能达到“无所得”。可见三论宗在这方面受印度中观学派龙树、提婆等学者的思想影响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