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1），如石法师（陈玉蛟）对印顺看法提出两篇批判文字，在佛学界引起相当程度的回响[3]。另一方面，昭慧法师等人也承接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逐渐在思想或佛学诠释上做进一步的推展。因此，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后印顺时代」大有呼之欲出的趋势。这一「后印顺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同时有「赓序推展印顺思想」与「印顺思想的反弹」两种学术空气在互相激荡。前者是「接着讲」，后者是「对（立）着讲」。粗略的看，二○○一年应该可以视为「印顺时代」跟「后印顺时代」的分界点。

（五） 国际学术问题的关怀与讨论

自一九八○年起，国际学界流传着某种话题。其中美国的「佛教诠释学」（Buddhist Hermeneutics）以及日本的「批判佛教」[4]，在台湾都曾引起若干人的讨论。这种讨论，意味着台湾佛学界对国际佛教问题的敏感与关怀。这是台湾佛学界培养国际视野的起步，与前此之仅以岛内话题为讨论焦点，显然不同。

二、台湾的佛学教育

　　   光复后迄今，台湾的佛学教育主要有三类处所，其一为佛学院所；其二为一般大学；其三为民间之弘法机构（寺院或私人之讲经弘法处所）。透过这三个管道，台湾的佛学教育才得以遍洒种籽。

　　   佛教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二类，其一是信仰式的教育，亦即教内佛学人才的培训。其二是学术性的教育，亦即学术界之佛学研究人才的培训。这两种人才的性质不同，教育目标亦异。前者所教育出来的是弘法的人才，后者则重在培训信仰中立的佛教研究人才。前者的态度是信仰的，立场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对于古代传下来的佛法是无法持全然怀疑态度去批判的。要批判，也祇能站在教内去做信仰式的佛法讨论，对佛法的价值是不能否定的。这种教育应该是寺院或寺院所兴办的佛学院的主要目标。

　　   至于学术性教育则是一般大学相关科系的主要任务。大学是客观知识的传授场所，不是传教的场所，这是现代世界的约定成俗的原则，少有例外。

　　   这两类佛学教育的差异是明显的，所以由目标不同所衍生而来的课程安排与师资选择等问题，便无法不加以正视与思考。如果佛学院所安排的是「净土信仰是太阳神崇拜思想的衍化」、「法华、华严等经是公元后的产物，并非佛陀亲口所授」之类的讨论课程，聘请的教员又是不信佛教的佛教批判者，则显然与主其事的初衷不合。反过来说，如果大学中的佛学课程是由一般弘法者担任，则学术求真的精神恐怕也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干预。

　　   依据我的观察，台湾的寺院所兴办的佛学院所，早期常见的问题是：课程没有标准与次第，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图书设备太少等缺陷。然而，我觉得主事者，教育态度或意识的缺乏自觉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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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佛学研究与佛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鉴往知来： 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况与发展研讨会
论文专集（2002.04）
 

一件大问题(这问题少有人提及)。这意思是说，到底是要办一所信仰式的教育机构、或纯学术性的教育机构，主事者没有明白的区分。于是，教员之中有持信仰态度的，也有持学术态度的。这种不同教学态度所衍生的教育分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几年前，我曾听说一所寺院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向老师顶礼的故事。那位授课老师在课堂上说《金刚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而学生们及该佛学院的兴办寺院又是虔诚相信《金刚经》是佛说，且有不可思议之讽诵效验的神圣经典。当学生听老师强调「金刚经非佛说」时，群情大哗。因此，乃导致教务主任来向老师顶礼，请求老师不要再那么说的情节。

　　   这便是学术态度与信仰态度的矛盾问题。那位老师所持的是学术界的老生常谈「大乘非佛说」，而寺院方面则仍持传统态度，相信「大乘经是佛说」。

　在学术性的佛学教育方面，主要的从事机构是在大学。目前，台湾的某些大学里，宗教系所、哲学系所、中文系所、或通识课程之中，是设置佛学课程之可能性最高的地方。但是，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够专业，所开设的佛学基础学分，不足以使学生成为一专业的佛学研究者，其中责任不在各大学的系所，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培植佛学专业人才而设。

　　   因此，我们便自然会期望弥补这一缺陷的责任，由未来即将开放学籍的佛教研修学院(中华佛学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来承担。

三、对大陆的佛学研究与佛教教育的粗略观察

　　   严格地说，笔者对大陆佛教与佛学的了解，绝不足以写一篇观察报告。但是，由于这是探讨两岸佛学的研讨会，因此，我勉强就十余年来的闻见所得，提出一些看法。不成熟或肤浅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其中有若干看法可以引起少许共鸣，就是笔者所庆幸的了。

(一) 汉传佛学研究

在汉传佛学研究方面，大陆的成果最为辉煌。古佚资料的新发现(如：《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古籍的整理(如《房山石经》、《中华大藏经》……)其它如：佛教史研究(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专题研究(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专户制度》、谢重光与白文固合着之《中国僧官制度史》……)等，都有可观的成绩。

(二) 藏传佛教研究

在这方面，藏文重要的翻译(如：《布顿佛教史》、《青史》、《安多政教史》……等)、西藏佛教史的撰写、辞典的新编(如：《藏汉大辞典》)、西洋名著的中译(如：《吐蕃僧诤记》)，以及对西藏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新撰等，也都成果甚佳。

(三) 学风方面

前引一九九三年拙文〈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文中[5]，对大陆近数十年来的学风，曾有下列几点看法：

①研究者多持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佛教。

②治学领域过大，往往儒释兼治，横跨文史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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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宏观式的著作较多，微观式的专题研究甚少。

④较缺乏国际上的佛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