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理层面看,佛教与世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为“无我”之学,后者为“有我”之学。这里的“我”指法我与人我。人我即所谓“补特伽罗我”,即生命中具有主宰意义的不变主体。但佛教认为,生命的无常性表明这样的“我”是不存在的。“法我”是指事物的不变自性,或者说事物的如名所诠之自性,此实体性自性亦由于事物的缘起性与无常性而不能成立。因此,佛教否认有常一自在之实体,也反对有超越的、作为最终因的救世主的存在。在大乘佛教看来,认为有离心独立实存物的唯物主义以及认为离心无物但有内在心灵实体的唯心主义,皆是“有我”之学,而一般意义上的有神论许神之先在性与主体性,亦属“有我”之学。即使再精致之思想体系,因有坚执而不能移易的前提,亦是“有我”之学。
在各种“有我”之学中,有几种形态最易引起佛教信众的误读,而误许与佛教不相违背。第一种即“梵我论”形态,即以常一自在之(超越性)实体为一切事物所依存之本体以及一切事物生起的唯一发生因(亲因),亦即日本“批判佛教”代表人物松本史郎所说的“基体说”形态。此种形态与中国化佛教的基本思想形态——心性如来藏思想形态颇为相似,后者以心性真如为一切法之根本所依,以及一切法生起之根本因。但如来藏思想由于不许可真如为常一自在之实体,以及不许可真如为一切法缘起之发生因,与“梵我论”形似但实不同。虽然如此,在现今罕有人学习义理的情况下,对“梵我论”以及如来藏思想予以误读以致将二者混淆的情形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因此,对此类型必须分辨清楚。
第二种即科学。科学以能所区分为前提,并以对象化之物(即所取)为研究对象,再依据定量化寻求物量间的不变联系即规律,由此最终建构理论体系。显然,这种取相分别、执定差别的认识方式,是与佛教的般若或者说无分别智相悖的,而且依赖名言与执取分别的科学理论以及科学定律的所诠既不与佛教之胜义法性或者说离言性相应,也不与与空相应的缘起性相一致。因此,对科学以及科学的认识方式的迷恋在佛教的立场看来是一种偏执。但科学的简单性、统一性,以及符合经验事实的普遍有效性,使佛教僧众乃至一般信众对科学的迷信甚盛。他们有的认为科学是“硬真理”,佛教在经验领域有硬伤,必须大胆扬弃自己之不足而矫正于科学,才能保持佛教之地位,有的认为佛教与科学各有其所司之领域,二者互补融合才能构成完璧而方能将真理无遗地把握,甚至有的在科学之强势面前,对佛教的殊胜性信心不足,乃至立场完全丧失。从佛教本位而论,这些皆是错误的。在圣教量性与世俗性间,立场必须明确,这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地方。佛教徒以三皈依为本,必须相信唯有佛教能够引导人走向觉悟,而科学不能,虽然科学是最有影响的信念、思想与实践体系,看起来是那么可信。当然也要注意,我们现在处于科学时代,科学的强盛意味佛教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宗教力量,必须在其社会性存在中对科学采取摄受的立场,因为对部分执于科学者,只有以此方式才能引摄他们入于佛道。但对科学的摄受,只有方便上的意义,而并非承认科学为真理,或者承认以科学方法能够认识真理。有一点必须强调,在佛教看来,科学的普遍有效性的秘密在于其与共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的相合。换言之,世界的“客观性”以及“规律性”实际是共业或者说共业结构的显现,因此,科学与共业结构相合即表现出普遍有效性。但共业所现之科学随着共业结构及其要素的转化其形式与内容将会发生变化,乃至消失。
第三种即后现代的思潮,包括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后现代思潮秉承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性并将之发挥到极端,结果对逻辑主义、本质主义等予以坚决批判,而对传统文化以及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宗教构成意义与真理之解消,即所谓的“祛魅”,这在形式上与佛教对名言与执著所摄的世俗性的批判与颠覆极为相似,但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述形态的后现代批判主义实质是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虽然似具彻底的批判性,但实际仍然是一种执滞。换言之,它仍是偏于一端,即佛教所说的偏执于空,堕于“顽空见”。具体而言,其所蔽在于,对所斥对象予以无情批判,但对自己的立场缺乏反醒,批判不能毕竟无余,失于彻底性,这是一切形式的虚无主义(顽空见)的误区。而这种立场的另一面是相对主义。即对传统的驱魅与神圣性的消解,在有所安立的一面,即是随心所欲性的实用主义,体现在真理观上,认为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所有立场、观点平等无异,差别的形成仅是权力所致而已。这貌似佛教所说的中观之道,但实际有所偏执,失于形式平等,不能真正合于中道的无所住的恰当性。总之,佛教信众必须警惕后现代思想的蒙蔽性,记住“宁取有执如须弥,不取空执如芥子”之警示,而于佛教以及外道生起正见。
对世学的性质予以恰当把握,将之与佛教的甚深意趣区分开来,是在包括佛教学院教育在内的普遍佛教教育中应该重视的方面。只有在此基础上,佛教才能实现对世学的善巧摄受与运用,从而自利利他、广度有情。
前面谈到,在佛教教育中要帮助学僧或者僧众厘清佛学与世学的差别、明了佛教的殊胜性,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培养、强化学僧乃至一般信众对佛教或说三宝的信仰,甚至这要放在佛教教育的第一位。从现状看,为了随顺摄受世俗,教界多称佛教为智慧的宗教,在佛教学院中,以义理性知识方面的教授为多,缺少对佛教信仰方面的强调。但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因为任何宗教,不管是虔信型的如基督教,还是智慧型的如佛教,皆以信仰为先。就基督教而言,主要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对上帝的信仰虔诚化,其教化的过程亦是使信众信仰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可说是以信仰贯彻始终。相对于基督教,佛教强调依智慧而成佛,但佛教教法的安立仍是以信仰为入门之径。以对三宝的信仰即皈依三宝为基础,依戒定慧或闻思修进修佛法,破除烦恼障与所知障,发生并圆满智慧,而成正觉。此中显然是一个从信仰到智慧的发生过程,即以信仰为起点,以智慧为终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虽然信仰要被智慧超越,但基础仍是信仰。虽然一般信众知道皈依三宝才能称为佛教徒,但在皈依后,信众多不再继续培养与加强佛教信仰。特别在现时代由于世俗理性主义的盛行对佛教的圣教量性与出世间性构成消解,在佛教信众中对信仰的认识淡薄,信众多因信仰不坚而愿行不能展开,不能于菩萨道勇猛精进,不能荷担如来家业,以致空负佛子之名。因此,培养、强化信众对佛教的信仰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