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寺庙教育是“丛林敎育”，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徒关系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现代式的学院教育，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较优于丛林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则有不如丛林教育出来的僧人严格，学修关系成为当代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强调知识，世俗学校教育以掌握知识的分数好坏作为衡量标准，这种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佛教界，以才学和学习成绩论人，成为佛学院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修”虽然受到僧伽的重视，但只是一个“软指标”而已。就佛教教育的层面而言，“修”与“学”是既相对又统一的，“学”是理论，“修”是实践，“学”是要人怎样去从理论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样掌握人生和社会的知识，培养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修”就是要人去亲自实践解脱的方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培养教徒的感性信仰，不走邪路。“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两者的关系，以把握适度才是最合理的。掌握“度”的原则，应该取是遵循佛教的“中道”认识。学与修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已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要人在学与修上采取方便示法，学者看经书，读资料是“学”，写文章，作结论，是“修”，仅仅把学与修定位在知解与修持两个方面，未免有些过窄，没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门的观照方法，对学者的学与修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悟解的标准。应该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来理解与看待。“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学者在深研藏经时，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佛法的薰闻，自觉地对佛教抱有同情认同的态度，学即修，修即学，两者是不二法门。总之，我们对学与修的关系，应该给予一个即既全面，又准确和实事求是地客观理解，尽量避免那种将学与修对立起来的看法。

 
　　 佛教教育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从佛教应世以来，教育始终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释迦牟尼本人就非常重视教育，在《阿含经》里，多次提到教育这个话题，释迦牟尼主张要因人施教，同意用各种俗语来进行宣教，教育的目的是“见教利喜”，也就是说，通过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悦，达到解脱的境界。

　　当代佛教教育的开展，是在西方基督教教育思想传入东方以后兴起的。在此之前，东方国家的寺院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一些佛教占绝对统治的地区，寺院教育甚至承担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责任，于是培养了不少人才，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在中国古代，则是被称之为“丛林教育”，这种寺院教育主要是培养了教界人士，世俗教育更多的是由儒士来承担，私塾则是社会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亚洲地区以后，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冲击，一些为佛教慧命担忧的有智之士看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续佛慧命，开始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引进佛学院的概念，于是使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这个转变最显著的就是在于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丛林教育让位于佛学院教育。

　　由中国佛教徒兴办的当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最早的学院式佛教教育应是江苏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扬州天宁寺创立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翌年，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到经处设立“抵担精会”，招收僧俗学生。杨居士在《支那怫佛教振兴策》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雏议刍议》等文中，一冉再强调办学的重要性，主张“英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支那佛教振兴策～》）或者“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举。”（《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雏议》）其后的欧阳竟无先生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将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内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教育取得较成功的一个典范，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此外，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像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都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学府，这里同样也培养了一批有信仰、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树的僧人，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佛教教育机构，才使中国当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文化事业有了勃勃生机，佛教重新开始恢复了生气。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世俗院校，特别是大学系统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绩不如佛教界明显，许多学者真正学习佛教知识，还是在佛教界办的佛学院里或者在支那内学院之类的学府里得到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佛教教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80年代以前，中国佛教教育主要在北京的中国佛学院进行，由于这一时期的生源素质较高，人数虽少，但是成就颇高，特别是虽然在那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宗教受到批判，但佛学院还是坚持下来，并且培养了一批僧才，难能可贵。现在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界中的领袖人物，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教育进入了一个高涨复兴的时期。中国佛教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之后，重新崛起，而人才的匾乏，已经把佛教界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佛教要复兴，人才是主要关键，“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古人早已总结出来的经验。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隆重召开，赵朴初会长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佛教工作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这就是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在这个方针的指引和佛教界严峻形势下，佛教界办教育成为全体僧俗两界的共识，经过多年来的辛勤努力，现在佛学院已经遍布全国大多数省份，总数已达几十所，培养了僧伽人才数千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古代佛教丛林式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徒关系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徒弟跟着师父学，师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学到多少东西，如果师父教不了，徒弟还可以再拜其它师父，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的师父，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玄类法师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他在国内已经不能满足于师父的教授程度时，就到国外，向外国的师父学　习。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像宫共法师这种具有全材和通材的一代大德，每个朝代也只能出现几个而已。现代式的佛学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较优于丛林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则又不如丛林教育出来的僧人严格，而佛教的特点又在于强调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方面要有知识，另一方面又要有很好地修行，学修关系成为当代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