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学与修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学”是为了更好地“修”，“修”是为了更高地“学”，理论上去了，实践的能力也增加了，因为理论指导实践，掌握了更好的思想利器，才能更好地修行。同样，实践能力增强了，对“学”的理解自然会又上一个层次，因为理论来自于实践，修行者的认识水平势必也提高了。佛陀经常教育人们要懂得迷与悟只在刹那之间，这就是说。人的知识始终在不断地扩展、充实，认识的理论水平也在不断地总结和提高，实践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学和修始终是随着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而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并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水平或层次上的“修”验证了“学”的知识，反过来“学”提高了“修”的能力，两者之间应该呈现出正比的关系，是良性地互动，所以，“修”的越好，“学”的也越高，换句话说，“学”的越好，“修”的也越强，综观历史上的佛门大德、善知识和当今的佛门高僧，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很高的众望，就是因为他们既有很高的修行，又有精深的学问。

　　再次，学与修之间有一个“度”的把握。所谓的“度”是说的适度，即在学与修两者的关系中，把握适度的关系才是最合理的。由于学与修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里，因此不好被人们印证，也不好把握。有学元无修和有修无学都是属于“度”的失衡的具体表现。掌握“度”的原则，应该是取佛教的“中道”认识，既不能偏于修的一极，也不能过于执着学的一端。而且正确地把握两者的适度发展，这是保证学修关系一体化的根本，具体地说，有学元无修的人，要加强修的训练，有修无学的人，要加强学的的学习，双方互补，共同提高。

　　最后，学与修的关系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社会上的人来讲，学与修关涉到每一个人的自身，但人与人之间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怎样来判定，将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的综合因素。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较高，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人，对理论的接受与领悟自然就会快一些，掌握的知识也会更加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更加自如和更开阔一些，这些对他们在学和修的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文化与知识是修的自然基础。但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不一定没有学与修，因为佛教讲根机，讲开悟，根机深和悟性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学和修，能成正果。例如六祖夏能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悟性好，悟出了佛法的真谛，于是受到弟子和后人的膜拜。总之，对学与修的关系与评判，不能套用一种模式和一个标准，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切忌千人一面。但就佛学院的教育而言，学与修应该，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依笔者看，在佛学院里，判别“学”，可以有一个座标系与公共标准，因为知识的高低有差距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对修而言，重要别是否做到发心和如法如律的生活，做到了，就有修，否则就无修。

　　三、学者的学与修　　近年来，关于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否有修的问题，也是一直受到某些人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人认为，佛教本来是关于人生的学说，教人怎样做人，得到解脱，因此它是一种关于“心性”的学说，需要修习者去认真的体悟，在实践中将境界提升。但是自从佛教被西方学者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后，成为了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变得与物理学、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专门供人研究的学问。学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看资料上，和做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佛学研究注重只在“理”字上。佛教的学术化使佛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于是“当今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法时确有不能解行相应之通病”，学术研究人员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没有处理好学佛与佛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人进一步指出，“（此〕问题关键主要看初发心，这是教界与学界佛学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把佛学研究本身看成是终极目标。这种研究佛法的目的与古德有本质的区别。古德从未把佛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看作一种方便与手段，使之为修证实践服务。换言之，古德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佛法，而且更强调从实践上体证佛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界的学者研究佛学的通病是能说不能行，对宗教经验更是无能为力。”对这种说法，学界一直没有出来加以说明或澄清，但是由于这种说法关系到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评判问题，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必要加以讨论的。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形成了政、教、学三部分力量，特别是到50年代以后，此三种力量一直成为中国宗教中的一个特有的存在模式，“政”是政府，负责对宗教进行管理与服务的部门，“教”是宗教界，“学”是学术界。这三部分又是同时并行，互不隶属的，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平等交往和学问上的交叉关系。如果按照宗教界所说的学与修的关系来讲，那么只要是从事与宗教有关的人，都应该有学与修这两种情况，因为宗教需要体验，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部门同样也要了解宗教才行，所以不管是研究宗教还是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人，除了要学习宗教以外，还必须要有宗教体验。否则就无法体会的宗教界的宗教感情。

　　宗教作为一种学问，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的学术界开始独立于宗教界之外，则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时从事佛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学者的个人兴趣使然。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一批以居士身分出面来研究佛教的群体，如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学者。宗教有四要素，信仰是四要素之一，居上是信仰者，是佛教四众之一，也是佛教的护法，他们有学有修，因此对他们来讲，似乎不存在一个“修”的问题，他们所从事的“学”，虽然是一种学术，但这是为了弘扬佛教而作出的另一种努力。用佛教的话说，是属于“文字般若”，以文字来布施。50年代以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培养人才的需要，从事佛教研究的人则更多的是来自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外人士，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确实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纯学术来看待，而且自认为其研究成果是“客观公正”的。学术界里经常在说“进得去，出得来”，其意思是说，研究佛教既要深入其里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同时也要跳出来，站在圈外来客观性地看待佛教。此犹如“当事者述迷，旁观者清”。现在为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研究，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一些佛教界人士并不这样认同，他们认为，没有体验，就不能把握住宗教的内涵，正如太虑大师所指出：“吾以之哀日本人、两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