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生，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佛教同样如此，面临着信息、文化、科技诸种挑战。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加大力度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僧伽队伍，是决定着中国佛教事业是否成功、生死存亡与发展与否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从教育的角度，探讨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挑战与创新的思路。

一

　　佛教是一种宗教，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拥有自己的组织和信徒的社会力量。自从古代文明社会以来，迄今为止，在这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深刻的历史原因外，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信仰素质、理论素质、文明素质和较高的组织素质等特征，从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卢景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现在的白马寺。佛教到今在神州大地流布了2000余年。
　　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总结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此调整角色定位，不断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从而为中国人所接受，并扎下根基的；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提出与印度佛教既同又异的教理、教义和修持法门，从而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并求得不断发展与传播的；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的，我们认为，从教育的角度可以借鉴三条有益的经验：
　　（一）与世俗政治协调、适应；与固有文化相磨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佛教僧团十分注重对僧伽队伍进行“协调、适应与相磨合”的教育。
　　1、佛教要生存、要发展，离不开统治集团的支持。中国佛教上层精英认识到，中国封建皇权具有决定宗教命运的严峻现实：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代灭亡，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皇权至上，一切大权归于皇帝，“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皇帝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驾驭、控制、支配、管理宗教，要求宗教服从自身统治的利益。因此，妥善处理佛教与封建皇权的政治关系，是佛教在中国获得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东晋时代的佛教领袖道安就说：“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高僧传》）明确提出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适应立场。道安弟子、东晋后期南方佛教领袖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更是全面的阐发了政教关系说，慧远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论证佛教有益于政治，即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将佛教与世俗政治协调起来，维护了佛教的生存权。历史表明，古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决定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佛教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与适应关系，正是它赖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建立，代代相承，对于僧团的教育，对于维护中国佛教的持久发展有着重大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原来的“三衣一钵，游行乞食，树下一宿”的教制，与中国国情、民俗不相适应；中国人重视农耕，难以允许乞化生活的存在；北方严寒的气候也不适应四处游化，路边一宿。中国佛教及时自我调整，逐渐形成定居式的僧团制。道安法师还为僧团制定了僧尼轨范。后来唐代马祖道一确立丛林制度，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了清规，全面建立了僧团管理制度。其中农禅并重的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方式，对缓解佛教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维护僧团的生存，有着突出的意义。
　　2、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和，即指磨擦与融合，由磨擦到融合，是佛教成功地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使自身成为儒、道、佛三大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列的一系，并获得长期、广泛的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磨合，推动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同步，佛教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中国佛教早期发展史上，有两件超常规教育的大事：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西行求法。从佛教传播的角度看，译经与求法是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佛教教育角度看，充分体现了佛教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佛教教育，只不过这种教育形式，更注重发挥高僧的身体力行榜样的教育示范作用罢了。
　　1、伟大“译经工程”，是中国佛教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铁证。自佛教东传之日，汉地就有了佛经翻译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起于佛教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从事佛经翻译，就没有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众多知名译家和译经师手中：印度大小乘之经、律、论三藏几乎全被译成汉典。佛教翻译自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译经始，从探索至成熟，期间共经历了800余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四年（即148年－1037年）译场停顿，共译出佛典1335部，5081卷。佛教翻译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给后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众多的经典翻译大师中，后世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位大师并称为四大译家。
　　玄奘大师亦是四大译家之一，在他西行回国后，主要的事业就是翻译经论，并传播新知。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到了唐代才开始真正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文的中国僧人任主译。在玄奘大师的努力下，翻译的目的性和系统性也在逐渐加强，他所主持的国立译场是汉传佛教翻译史上辉煌的一页。
　　翻译佛经，工程浩大，方法也十分谨严，所以才能那样尽善尽美。就是近代、现代中、日佛教学者，也不能改正一个字。方法是这样的：第一次由懂汉文的印度学者翻译，然后再由精通汉文，而又通梵文的中国学者，译成极好的文言。这个第二次的译稿又重新译成梵文来与原文对照，加以许多修正之后，再译成中文。直到最后的译稿文从字顺，且与原文完全吻合才合格。这就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示范教学法。
　　2、西行求法，是中国佛教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又一佐证。西行求法运动自三国至于唐代，绵延五百余年。这期间许多沙门者，不辞辛苦，西行求经，为佛教于中土的传播乃到日后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