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李四龙
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在内忧外患之中,改革传统的丛林制度,创设佛学院、僧学堂,寻求振兴佛教之策。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兴办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其中,1907年杨仁山(1837-1911)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1922年欧阳竟无(1871-1943)于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1922年太虚(1890-1947)于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办学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佛教教育一度沉寂之后,现在又呈复兴之象。本文试图从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两方面,检讨历史,温故知新,探索当前佛教教育的办学思路。
一、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
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是有感于僧人缺乏必要的佛学知识。杨仁山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里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佛学院的设立,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局面。
那么,发展佛教教育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经、律、论应该列入佛学院的课程里呢?纵观中国近现代佛教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几大佛学院在设置佛教基础课时,都是遵循了“大小兼容、八宗并包”的原则,对于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内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贯彻“诸法无有高下”的平等精神。
杨仁山以居士身份办学,显然要比僧人更容易打破历代宗派的门户之见,兼综各家之长。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里规定“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下午第一堂课均为佛教,详列所需学习的30多种经论。第一年包括《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佛教初学课本》、《释迦如来成道记》、《念佛伽陀》、《菩萨戒本经》、《大乘起信论》、《唯识三十论》、《因明论》、《八识规矩》、《心经》、《阿弥陀经》、《晨昏课诵》、《百法明门》、《小止观六妙门》,这些经论有的是“读诵讲解”,有的是“随时讲解”,有的是“暇时细阅”;第二年包括《楞严经》和《大乘止观》;第三年包括《圆觉经》、《金刚经》、《维摩经》、《十六观经》、《七佛偈》、《信心铭》、《证道歌》、《定慧相资歌》、《万善后偈》、《愿生偈》、《地藏经》、《显密圆通》、《原人论》、《高僧传》、《释氏稽古略》。从第四年起,设想用两至五年的时间,“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根据他自己“十宗”的判教理论,列出若干经论:俱舍宗原典包括《俱舍论》、《普光记》和《法宝记》,成实宗包括《成实论》;律宗包括《梵网经》、《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毗尼止持》、毗尼关要》、《毗尼集要》;天台宗包括《法华经》、《妙玄节要》、《涅槃经疏》、《删定止观》、《释禅波罗密》、《四教仪集注》、《教观纲宗》;贤首宗包括《华严悬谈经疏钞》、《行愿品疏钞》、《华严著述集要》、《法界无差别论疏》、《大宗地玄文本论》、《释摩诃衍论》;慈恩宗包括《成唯识论》、《枢要》、《相宗八要》、《瑜伽师地论》、《伦记》、《因明论疏》、《法苑义林章》、《解深密经》、《密严经》、《唯识开蒙》;三论宗包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大智度论》、《三论玄义》、《三论游意》、《宝藏论》;禅宗包括《楞伽经》、《会译》、《思益经》、《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宗范》、《禅林僧宝传》;密宗包括《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施食补注》;净土宗包括《无量寿经义疏》、《无量寿如来会》、《弥陀疏钞》、《无量寿三经论》、《往生论注》、《净土十要》、《安乐集》、《往生集》。他还建议使用《教乘法数》和《大明三藏法数》这两部佛教辞典。通过这样的佛学训练,学员基本上不仅可以掌握佛教的根本要义,亦可对佛教发展的全貌有深刻的认识,而不纯粹是专治某宗某派。
由于经费原因,杨仁山的祇洹精舍只办了两年,其办学思路后来由支那内学院发扬光大,经过欧阳竟无、吕澂(1896-1989)历年的潜心勘酌,内学院建立了“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成为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一般都认为支那内学院是法相宗的根本道场,但是,吕澂在1925年9月13日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开学仪式上,明确声明“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正佛法之全体”,并在《内学》第二辑上撰文,强调“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支那内学院简章》亦明言,内学院的大学部要设法相、法性、真言三所大学。其中,法相大学本科以慈恩宗、贤首宗、俱舍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因明、观法、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法性大学本科以三论宗、禅宗、天台宗、成实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著述、观行、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真言大学本科以净密宗、净土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教典、仪轨、观行、图像、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
支那内学院把玄奘、窥基一系所传的印度佛教视为“纯正佛法”,所谓“佛学五科”,就是在那烂陀寺佛学六科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1938年,吕澂认真研究了那烂陀寺讲学的规模、分科及其次第,认为佛学六科的次第是“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1943年,他把印度的佛学六科改为“佛学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编定五十部书,分三周进行。吕澂说:“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此纯异乎判教之陋说也。”第一周以“心性本寂”为中心主题,称为“知本”之学,讲习五经七论共计十二部书,被认为是“根本要文”,即毗昙科的《法句经》二卷(吴译、藏要本)、《阿毗昙心论颂》一卷(晋译、院刻稿本),般若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隋译、藏要本)、《菩提资粮论颂》一卷(隋译、藏要本),瑜伽科的《摩诃衍宝严经》一卷(失译、院刻会《瑜伽释》本)、《辨中边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胜鬘师子吼经》一卷(宋译、藏要本)、《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唐译、院刻稿本),戒律科的《清净毗尼方广经》一卷(秦译、院刻稿本)、《菩萨戒本羯磨》二卷(唐译、藏要本),为了巩固以上的学习成果,另加两部娴习止观的论《解脱道论》十二卷(梁译、藏要本)和《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唐译、藏要本);第二周以“转依”为中心主题,称为“正宗”之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四阿含经毗昙读》十六卷(晋宋等译、院刻稿本)、《阿毗达磨俱舍论颂》一卷(唐译、院刻会译本)、《大乘阿毗达磨经颂》一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唐译、藏要本),般若科的《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秦译、藏要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七卷(秦译、院刻稿本)、《大智度论》节本二十卷(秦译、院刻稿本)、《中论颂》一卷(秦译、院刻本),瑜伽科的《解深密经》五卷(唐译、藏要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十六卷(唐译、藏要本)、《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摄大乘论本》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秦译、藏本本)、《大般涅槃经·正法分》八卷(凉译、院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译、藏要本)、《究竟一乘宝性论偈》(魏译、藏要本),戒律科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曹魏译、院刻稿本),为了有助于转依,另加一经一论作为“增上相资”,即《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唐译、藏要本)和《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