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深奥的智慧和丰富的思想，饱满的文化涵蕴和深刻的精神内涵，是其作为宗教的核心与灵魂。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宗教的社会性则基于宗教群体和宗教阶层的构建，其直接性社会作用的发挥则来源于个体的宗教行为和群体的宗教活动，宗教活动的持续有赖于宗教感情的激励和宗教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社会性构建、独特的社会个性及其救世思想的实现则基于“戒律”的完备和“以戒为师”的精神弘扬。本文以宗教学为方法从佛教史入手讨论佛教戒律的重要性和“以戒为师”的必要性。

关键字：宗教　佛教　戒律　构建

佛教作为世界性大宗教，其浑厚的历史沉淀，博大的学說体系最完整的保留形态即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也是二千多年来以和平的方式和活跃的形式从域外走向中国，并发扬光大于中国的宗教。如何以清晰的眼光，更认真的态度认识和研究佛教这一宗教现象，宗教学的方法和宗教史学的成果无疑可作为不可或缺的有益借鉴。笔者即从宗教的社会构成、宗教组织、宗教行为、宗教个性等角度入手讨论佛教戒律的重要性。

一、从宗教的社会构成看，戒律是佛教构建的基础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其历史传承和社会功能的发挥都基于以宗教行为主体（信众）为基本单元的宗教社会群体的组建。佛教从最初的林栖沙门团体，发展到窟寺塔庙佛教组织。同时也经历了由原始佛教向更加活跃的部派佛教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走向人间和深入社会，丰富和健全的过程。中国佛教同样由最初传入时的商人和社会上层信仰者，到早期僧众团体，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一度繁荣的佛教庄园经济。隋唐时期佛教成为倍受官方重视的社会阶层，至此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八大宗派皆成立于此时。整个佛教的发展历史体现了宗教成为文明发达社会的社会组成成份的过程，即佛教得到中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及自身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构建的基础则依赖于从佛教自身思想和实践出发的制度性建设。佛教戒律即是佛教社会化的智慧成果，亦是当今佛教社会化适应研究的突破口。

二、从宗教组织角度看，佛教戒律是僧伽群体的组织法则

宗教的神秘性，因为其源于世间而出于世间的思想超越性，从而构成对世俗社会的巨大吸引力，受到人们重视和研究。宗教的哲学理念基于对人的基本关怀而对世界进行深刻的探究，因其所包含的人文关怀而受社会重视。宗教因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沉淀和丰富文化含量而成为文明社会的构成要素，从而深受知识份子热爱和社会的普遍重视。而宗教的一切社会功能的发挥及自身的弘传都建立在活跃于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基础之上。宗教组织的出现和变迁过程也是佛教成为社会组成成份和主动调适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历程。佛教戒律即是僧伽组织建设和实践活动的法则。从宗教的制度性讲，佛教戒律具有：源于宗教实践而对治实际问题的实效性，系统和层次结合的完整性，应时化教而适应社会的独创性。

1、源于宗教实践而对治实际问题的实效性。

佛陀时期的佛教并无成体系的戒律，僧团流动性强，无固定财资，托钵行丐于民众，常林栖于山野，游历四方而教化众生。佛教弟子多为求圣道而来，加入僧团的方式是随机随缘，日常活动以佛陀所说法为行为准则。《大涅槃经》卷三云：“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①]可见佛陀时期众弟子的尊师重教精神是佛教组织的依靠力量，佛入灭后则是“以戒为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印度社会的特征和各沙门团体的社会位置和存在形态，是古代印度新兴宗教团体的一般性组织方式。佛教律藏出现于佛涅槃后的第一次结集，虽此次结集的律藏已不可考证，但从当时佛教势力情况及社会化程度推断，律藏的出现是可信的。据《佛说十二游经》言，在佛陀最初传道的十二年间，就已经给十四个国家的各色人等说法。其中有一次，竟然度化了八万四千人。[②]佛教在当时印度的发展程度可窥见一斑。佛教思想体系的发展、社会化的深入以及古代印度非统一政权形态所形成的各地不同的社会背景，促成部派佛教的出现，而部派佛教的出现即是佛教社会化最直接的反映。造成佛教根本分裂的第二次结集即围绕对戒律的不同认识而展开。佛灭后一百年左右，印度吠舍离地方跋耆族比丘在戒律上所提出的十项革新见解（十事）。遭受到保守派教团的反对，因而在吠舍离举行‘七百结集’，有七百位比丘开会讨论其事。会议结果，判定跋耆族比丘所提出的十事是不合佛教律法的，故云‘十事非法’。依南传文献所载，上述事件也是造成印度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的根本原因。主张‘十事合法’的跋耆族比丘一万人也举行集会，制定自己的经律，形成大众部，而与主张‘十事非法’的上座部分庭抗礼。如《善见律毗婆沙》卷一所载：“世尊涅盘已一百岁时，毘舍离跋阇子比丘，毘舍离中十非法起。何谓为十？一者盐净，二者二指净，三者聚落间净，四者住处净，五者随意净，六者久住净，七者生和合净，八者水净，九者不益缕尼师坛净，十者金银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