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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佛教戒律的重要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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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宗教社会化的最直接的基础性要求便是宗教组织形态的社会化适应。从现存佛教律藏来看,古代印度各地重要佛教部派多制有自己的律藏,以对治宗教组织问题。如:昙无德部(即法藏部)制《四分律》,萨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制《十诵律》,弥沙塞部(即化地部)制《五分律》,迎叶遗部(即饮光部)制《解脱戒》,摩何僧抵部(即大众部)制《僧祗律》。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对域外传入戒律的选择性接受以及律疏、律钞、律论的出现,各种戒本的编纂都体现着中国佛教组织建设和中国佛教社会化适应过程中的主动性完善。如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译出《四分律》六十卷后,唐代怀素律师就从中抄集出两个戒本《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各代高僧大德以疏、钞等形式,对各部戒律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如对《四分律》,就有道宣《删繁补网行事钞》、元照《行事钞资持一记》、《行事钞科》、大觉《行事钞批》、景霄《行事钞简正记》等。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佛教的发展基于其组织的社会化适应性构建,佛教的组织制度文化――戒律,具有从实际问题出发而对治实际问题的实效性。

2、系统和层次结合的整体性。

作为佛教组织赖以维系的法则,佛教戒律应时而制,因地制宜,构建了约束和指导佛教组织建设的系统性戒律体系。中国律宗对戒律进行了系统性统摄,提出“戒体”、“戒法”、“戒相”、“戒行”的理论结构。戒体是受戒者所得的止恶行善的功能体性;戒法是佛所制的戒律教法;戒相是持戒的妙德表现于外表而可为持相规范;戒行是随顺戒体而知法发动身口意三业的行为。佛教深入社会各阶层,以教化众生为己任,是标出世解脱之道的学问。大乘佛教以众生皆有佛性为前提,广摄世间众生。因此,佛教信众分出家者和在家者,按年龄和修行层次限制又可作以划分。如此以来,佛教具有七大信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优婆塞、优婆夷,其中,比丘、比丘尼是受了二五○、五百等具足戒的男女。沙弥、沙弥尼是想成为比丘、比丘尼而受持十戒的男女。而式叉摩那是指从沙弥尼到成为比丘尼之间的学法女子;在此期间(通常是两年),须修学六法。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受五戒的男女。针对不同的信众群体,佛教戒律具有相应的规定以对治各自修行践履的问题,从而形成在家戒、出家戒两大系统。出家者以寺院为修行学习的集体性场所,以摄受众生为己任,是信众的表率,是佛教的核心群体,其内部法则――出家戒即是佛教戒律的核心内容。根据学习修行的不同次第,佛教戒律又分出相应的层次。如:五戒、十戒、八关斋戒、菩萨戒等。从佛教戒律的系统性构建和层次性结构入手的讨论,是对佛教戒律的宗教组织意义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要方法。

3、应时化教而适应社会的独创性。

因时因地弘教是佛教的传统精神,如前所述,佛教戒律的发展规迹也体现了应时化教的特色。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以及戒律学自身发展的程度,戒律在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适应时代的创造性。

佛教初传中国时期以经、论为主要载体,戒律的传入相对滞后,体现出僧团发展与戒律学发展不平衡的状态。镰田茂雄先生《中国佛教通史》“在中国,早在三国曹魏时代,即由昙摩迦罗和昙谛传行《僧抵律》和《四分律》,实行授戒法。”[④]但一方面中国佛教发展缺乏整体性,另一方面中国僧人对外来戒律的中国化研究还不足,导致僧人群体组织的混乱。西晋时期与发达的般若学相比,戒律研究与戒本译传在这一时期似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东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较之以前具有更好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得到统治阶层支持,东晋的历代皇帝,多信仰佛教,他们有的诏请沙门入宫讲经(如:晋元帝司马睿),有的还亲幸寺庙听讲(如:晋明帝司马绍、晋哀帝司马丕);另一方面,佛法与玄学清谈结合,进而带来僧人与名士的交游,从而赢得名士阶层的支持。汤用彤先生云:“自佛教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西晋阮瞻庆数与支孝龙为友,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盛。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⑤]东晋道安针对这一状况,首次制定出中国僧团组织的法度。如《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载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敦煌文书P3717号《历代法宝记》所载《受戒法则》。随着律藏的逐步输入,南北朝时期中国僧团律制逐步健全起来,南朝一度《十诵律》传戒盛行,但总体上以四分律最受重视,律学发展到唐代,道宣法师以四分律为中心融会大乘精神统摄中国律学,形成中国律宗。道宣于唐武德七年居终南山白泉寺,而后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为南山律宗的创建奠定了初步基础。其后,他又相继撰成《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比丘尼钞》等著作。这五部书通常被称为“南山五大部”,律宗的创立,即以此为基础。律宗的形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思想财富,完成了中国佛教戒律的系统化。整个中国律学的成长过程即体现了中国佛教应时入世,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进行的戒律学术化创造,及中国佛教戒律适应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从宗教行为角度看,戒律是佛教七众修行实践的轨持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