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翻译史是梁启超晚年佛学研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研究中，梁启超从文化价值的层面，对佛典翻译之源流、演变、代表人物、翻译文体等问题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充分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思路，一种现代人理解佛教的新视野。
　　　　　　　　　　　　   一

　　“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1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也就是佛教经典的翻译（主要是汉译）过程。换言之，我们从佛教经典的翻译史中可以找寻到佛教在中国演变的轨迹。

　　众所周知，佛典的翻译自东汉至宋经历了700—800余年时间，译出佛典计有2278余部，7046余卷。2其历时之长，参与者之众，涉及国家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外历史上均属罕见。它不仅在我国翻译史上，而且“在国史全体上，实占最重要之位置”。3遗憾的是，近代以前尚无人对这段历史作出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从现有文献看，梁启超应属我国第一个对佛典翻译史进行考证、研究且作出全面分析的学者。《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国印度之交通》等即是其代表作。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佛典的翻译（即汉译）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当时又值新一轮外来文化（西学）输入时期，而“我先民之精神，在在足资奋发，其长短得失，亦一一可取鉴”。4故此，梁启超希望通过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以先辈奋发向上的精神来激励国民，振奋民族精神。基于这些思考，梁启超对长达700余年佛典翻译的源流、演变、代表人物、译场组织、翻译文体、译本以及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长短得失等作了客观而独到的概括和评论。

　　首先，他对长达几百年的佛典翻译史进行了较合理的分期。他根据佛典翻译自身的发展线索、基本内容及特征，将佛典翻译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期 ，东汉至西晋，这是以外国人为主的时期 ，也是佛典翻译的启蒙时期。在这一期中，佛典翻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5且“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譌谬浅薄，在所不免”。6职此之故，该期“所出经虽不少，然多零品断简……所译不成系统，翻译文体亦未确立”。7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谶、支谦、竺法护等。

　　第二期，东晋至隋，为中外人士合作翻译时期，也是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东晋二秦为前期，刘宋元魏迄隋是其后期。前期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道安、慧远、觉贤等，其中道安、慧远因组织有功，被梁启超誉为“译界无名之元勋”。8与第一期相比，这时“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现”。9至此，“译学渐独立矣”。10这个时期的业绩主要有：“（一）四阿含全部译出；（二）华严全部译出；（三）法华第二译定本出；（四）涅槃初出，且有两译；（五）大集译出过半；（七）宝积续译不少；（八）般若之小品大品，皆经再治；（九）其他重要单本大乘经十数部；（十）律藏初译；（十一）大乘论初译，‘空宗’特盛；（十二）小乘论初译，‘有部宗’特盛”。11总的来看，译出的经典丰富，成绩斐然，佛教的门户壁垒，从此确立。唯其如此，到后期人们便开始专心于融会贯通前期译出的佛典，佛教诸宗之酝酿草创自然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至于翻译只不过是继续前期未竟之业。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求那跋陀罗、真谛等。

　　第三期，唐贞观到贞元，这是以本国人为主的时期，也是佛典翻译的全盛期。在这一时期中，随着佛教的鼎盛及其富于民族文化色彩诸宗的形成，“译事亦造峰极”。12其空前绝后之伟人，就是玄奘。他西行求法回国后，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翻译事业，19年中共译佛典73部，凡1330卷。其最大贡献在“译大般若、瑜伽师地、大毗婆沙及六足发智、俱舍”。13就佛典翻译而论，至玄奘已达“译学进化之极轨矣”，14后此难乎为继。加以晚唐以后，印度本土的佛教渐趋衰落。所以，宋以后翻译事业基本上停顿下来，即使偶有翻译，也均属小乘小品，微不足道。

　　通览、比较这三个时期的佛典翻译事业，梁启超最后总结道：“以译本论，初时多凭胡僧暗诵传译，后则必求梵文原本。同是原本也，初时仅译小品，后乃广译大经。同是大经也，初时章节割裂，各自单行，后乃通译全文，首尾完具；以译人论，初时不过西域流寓诸僧，与不甚著名之信士，后则皆本国西行求法之鸿哲，与印土东渡之大师；以译法论，前此多一人传语，一人笔受，后则主译之人，必梵汉两通，而口译、笔受、证义、勘文，一字一句，皆经四五人之手乃著为定本；以译事规模论，初则私人一二，相约对译，后乃由国家大建译场，广罗才俊；以宗派论，初则小乘，后则大乘；以书籍种类论，初惟翻经，后乃广涉律论传记，乃至外道哲学，咸所取资”。15持论颇为公允，基本上揭示出不同时期佛典翻译的风格及特征。

　　应该说，梁启超提出的分期法，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佛典传译之源流，把握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某些规律，充分显示其非凡的识力。

　　　　　　　　　　　　　　 二

　　其次，梁启超对西行求法的历史文化渊源、功绩及影响作了独到的分析。众所周知，自三国末年迄唐中叶前后约五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不仅对佛典的东传，而且对佛教植根中国及其中国化过程，都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据梁启超统计，历史上西行求法而有名可考者计105人，佚名82人，此外还有由蜀川古道入印度者20余人。这数百中国本土高僧之所以百折不挠前往印度求法的动机何在？梁启超指出，宗教感情的冲发是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僧西行求法与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之礼麦加以及蒙藏喇嘛之礼西天的动机绝然不同。因为“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土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16质而言之，西行求法的动机，一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一是为了求得“学问欲”之满足。因此，西行求法运动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