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佛教传播的影响看，“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17  
　　
　　从对文化和地理学的影响来看，西行求法诸人所留下的各种游记，如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不仅是研究中印佛教史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对西域及印度史的研究，乃至对古代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对民族艺术的影响看，“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18

　　总之，西行求法的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19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称西行求法这一划时代的运动为“留学运动”，称西行求法诸贤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20在此，梁启超赋予了西行求法以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虽然某些观点及论述不甚妥切，但这一结论还是有其独到之处，这就为后来的研究展示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

　　　　　　　　　　　　　 　三

　　第三，梁启超对佛典的翻译文体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品、译论作了评论。随着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人们开始总结翻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把目光焦点对准翻译文体，讨论直译、意译之得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平心而论，译品要达到完美决非一朝一夕之功。翻译史上所标举的信、达、雅三原则，可谓深得要旨，然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并非易事。为此，梁启超提出“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21的观点，他认为佛典翻译最首要的问题是忠实审慎，所谓：“译家之大患，莫过于羼杂主观的理想，潜易原著之精神”。22基于这样的思考，梁启超在深入考察、探寻译学进步轨迹的同时，对历代翻译文体的演变及特征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概括 。他指出：“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23据此，梁启超对东汉迄唐700余年间的译家、译品及其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评论。

　　梁启超认为，在译业初起的东汉末年，译品大体属于“未熟的直译”。若细究起来，各家的风格仍有不同。以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安世高（安清）、支谶两大家的译本而论，“则高书实比谶书为易读。谶似纯粹直译，高则已带意译色彩”。24因此，基本可以断定直译、意译两派的对峙，在汉代已肇其端。为什么同时代的译本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梁启超进一步分析道：“窃尝考之，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25南方好文，北方崇质，梁启超从文体的风格中窥见了南北文化与学术思潮的差异，从而也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见解，即宗教的发展及演变，固由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则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因为，从根本上看，宗教是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性、神话性和寓意性的表示，它不可能游离于民族文化背景及其传统之外，这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南北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这一强调地域文化对于学术思想的直接影响的见解，诚使后人折服。

　　至于支谶、竺法护为代表的三国两晋时期的译品，梁启超认为其“调畅易读”，26大致上属于“未熟的意译”一派。

　　准确地说，中国佛学界关于翻译文体的讨论始于何时？梁启超认为是从东晋的道安开始，所谓：“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27他高度评价了道安在改变东晋翻译文体风格中所作的贡献。他指出，道安虽不通梵文，但是对于旧译诸经，能正其谬误。因为道安极富于理解力，最忠实于学问。后来，精通梵文的鸠摩罗什看了道安所正诸经，也不得不叹服其所正者皆与原文吻合；对于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28强调翻译应力求忠实原文本意的主张，梁启超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29　　　　
　　
　　就翻译文体而言，道安与稍后的鸠摩罗什，同样是风格迥异、理论主张相对抗的两位大师。道安主张纯粹的直译，鸠摩罗什则比较偏重意译，其译品“有天然西域之语趣”。30至于道安的弟子慧远其持论，渐趋折衷，所言全属调和论调，梁启超认为这是直译、意译两派对抗后的时代要求。事实上，对于直译、意译之争，梁启超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平心论之，完全直译，因彼我文体悬隔太甚，必至难于索解，善参意译，乃称良工”，31持论似与慧远相近。所以，就道安、鸠摩罗什两人译品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来说，梁启超尤其推崇后者。他指出：“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绝对主张直译之道安，其所监译之增壹阿含、鞞婆沙、三法度诸书，虽备极矜慎，而千年来鲜人过问，而什译之大品、法华、维摩以及四论，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钜焉”。32这种评论是切近实际的。

　　东晋以后，关于直译、意译的讨论，最详尽的应推隋代的颜琮。颜琮著有《辨正论》，提出了著名的“八备”说，不仅商榷译例，也兼及译才、译德，其旨要趋重直译。对于“八备”说中的：（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梁启超推崇有加。他说这三点“特注重翻译家人格之修养，可谓深探本原”。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