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还在一千年前，佛教的教法就在印度逐渐绝迹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印度，只有少数婆罗门和一些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西方人，才从历史的遗迹中追寻着佛教的意义。当时的社会上，只有一批以西方价值观为取向的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会站在文化史或思想史的立场，对佛教有观察研究的兴趣。他们在佛教当中找到了某种传统的宗教性与现代理性混合的形式。然而在社会层面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而复兴的佛教，出现于20世纪中期，它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倡导、推动的结果。佛教在印度社会中“最为绝望与最无理性，也最缺乏机会的”阶层中得到了复兴。这个阶层就是以往所谓的“不可接触者”或“贱民”。按理说，印度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这么一个阶级，但种姓歧视的事实，在社会中、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佛教在学理层面和信仰层面的脱节，正好说明了印度社会的保守。当代印度的新佛教其最远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9世纪时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及其大菩提会在印度的活动，更早一些，还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神智学会。后者的创始人是奥尔科特与布拉伐茨基夫人。

　　起初引起人们对于佛教的兴趣的，是从西方来的神智学会在印度宣传佛教的工作。当时的印度还在维多利亚朝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古代佛教的辉煌令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知识精英大大地增加了民族的自豪感。这种情绪到了20世纪中期，当像安贝卡尔这样的精英准备社会改革运动时，便从佛教中发现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倡导的“贱民”归信佛教的运动，既说明现代化在印度社会中引起的困惑，展现了印度社会的复杂背景和宗教文化根源，也是近代佛教发展的结果。佛教近代以来的发展，可以直接溯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佛教研究与传播活动。由于这一二百年来的佛教考古和巴利文献研究，由于佛教当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发掘，为近代佛教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但人们未必一定了解这个佛教运动与印度社会当中的“不可接触者”的解放运动的联系。安贝卡尔和他的后继发动的“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联谊会（the Trailokya Buddha Mahasangha Sahayaka Gana / TBMSG）”运动，直接促成了当代印度佛教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个TBMSG既是一个社会政治运动，又是一个宗教复兴运动。

　　今日佛教运动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代领导人：第一代领导人安贝卡尔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他的精神寻求与社会探索；第二代人是僧护，他首先在西方世界创立了佛教僧团，然后将它的活动引回印度；作为第三代宗教者和印度新佛教推动者的是世友法师。以下我们依次介绍三个人的贡献与活动。

　　B.R.安贝卡尔（Ambedkar）出身于“贱民”阶级，但却得到机会，在英国和美国学习法律，接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他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熏陶。印度独立以后，成为马哈拉斯特拉邦和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长。安贝卡尔早年因家庭影响归信基督教，但他作为贱民所经历的痛苦岁月，令他一直在思考整个印度社会中“不可接触者”的地位如何才能得到提升和解放的问题。早在1927年的圣诞节，安贝卡尔就曾经带领贱民焚烧《摩奴法典》，来表达他们对印度教的挑战和宗教信条的反叛。他自己称其这一行动相当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充分反映了他对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期待。他说过，在从英美留学结束后回到印度的时候，他便从社会中感受到了自己被当作“贱民”的屈辱。1935年，他组织了一个“被压迫阶级大会”，他在会上的一篇宣言说：“虽然生下来，我不得不是印度教徒；但在死时，我决不会还是印度教徒。”

　　除了宗教运动，他利用所学的法律来改造印度社会的偏见。他曾经是印度独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参与完成的印度独立宪法，以及后来正式通过的印度新宪法，都成功地废除了贱民制度。今天，从法律条文说，印度并没有“贱民”这个阶级。出身“贱民”的安贝卡尔，从1947年印度独立起，就是当时尼赫鲁总理的内阁成员，他还担任过印度独立后第一任的司法部长，他也在马哈拉斯特拉邦做过多年的邦司法部长。安氏在1908年，18岁时进入孟买大学。那一年，他从一个瑜伽士上师接受过佛陀传纪和教义的教导。1950年5月，世界佛教联谊会（世佛联/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当时的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首届世界大会，安氏在锡兰公开表示：印度的贱民以佛教作为归依。1956年，安氏完成了他的首部佛教著作——佛陀及其正法（Buddha and His Dharma）。也在这年他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第四届世佛联大会上发表了“佛陀或马克思”的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安贝卡尔提出，佛教能够满足优秀的宗教应有的25个特点：其基本的殊胜在于能够确保“自由”、“和平”、“平等”、“快乐”、“友爱”等等重要的价值观。最终，他向印度的千百万被压迫与被侮辱者——印度的全体贱民——发出号召，让他们参与1956年10月15日这天在南印度那伽浦尔城举行的皈依佛教的大会。据说这一天也是佛教之王——阿育王改信佛教的日子。约有50万人参加了这个阿育王时代以来，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皈依典礼。在典礼上，安贝卡尔欢呼：“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了地狱！” 7个星期以后，1956年的12月6日，这位近代以来印度新佛教运动的组织者与思想家与世长辞，时年64岁。他死后，印度的人权解放运动和新佛教运动遭受了巨大损失。运动本身出现了分裂，佛教只限于南部马哈拉斯特拉邦和东部阿萨姆邦的几个地区。

　　新佛教运动的另一位推动者是僧护（Sangharak-shita），他是在英国长大的学问僧人。僧护1925年生于伦敦斯托克维尔（Stock-well）。其父从事的行业是修复古董，他母亲是英籍的匈牙利人。他是内向而富于感情的人，少年时代卧病床上时广泛地阅读了大量宗教哲学书籍，又受到弥尔顿和布莱克等人的影响而创作过诗歌。15岁时，他已经对神秘主义哲学、诺斯替思想和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很有兴趣了。成年后正值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于人生世界有深刻的理解。据说他在1941年读《金刚经》时便自命为佛教徒了。二战期间他在军队中做信号兵，随军到过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等地。他对当时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伽的死气沉沉感到非常失望。1942年他回到伦敦以后便积极地参加了英国佛教会的活动。在那里，他建立了“西方佛教团之友（the 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FWBO）”，这个宗教团体最终又回到印度来开展它的活动。一些信奉佛教的英国人也以它的名义到印度来，在社会低层展开传教和社会公益活动。他们自己称这个运动为“佛法的革命（Dharma Revolution）”。从1946年到1950年，他回到印度做苦行僧，托钵在各地云游。到1949年，他才受戒加入佛教僧团。他的剃度师是在全印度都有名的缅甸学问僧人月智（Can-dramani）。然后他来到印度波罗奈斯印度教大学学习。又在靠近西藏的伽林蓬（Kalimpong）地方的一个喇嘛寺中系统学习佛教经典和禅定方法。从1950年到1964年他撰写了《三宝论》、《佛教概览》等等。他接受过金刚灌顶仪式，得过密法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