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三乘，且有心得的情况下，他开始关注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1950年代期间，他在马哈拉斯特邦遇见了正在发动佛教复兴运动的安贝卡尔，对作为长辈的后者非常膺服。这次相遇注定了后来的TMBSG（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运动的不解之缘。僧护与安贝卡尔一生中只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1952年，为了写一篇关于达磨波罗的文章，他到孟买安贝卡尔的家中会见了后者。第二次是1955年，仍在孟买安贝卡尔家中，当时是为了组织佛教的皈依活动。受安贝卡尔邀请，僧护到皈依大会上为大众说戒。第三次再见面时，仍是为了1956年10月14日的那次“贱民”皈依佛教的盛会。

　　接替僧护的工作的是世友。世友也是英国人，毕业于伦敦大学。他为了学习瑜伽而来到僧护门下。安贝卡尔博士逝世后，僧护法师曾巡回印度各地弘法。1964年，他返回英国，在英国成立了“西方佛教团”（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 WBO）。他所撰写的《安贝卡尔博士与佛教》一书，是目前有关安贝卡尔博士研究最有深度的著作之一。1977年，他在僧护法师的鼓励下，从英国到印度去瞻礼。他到那伽浦尔（龙城）的那天，正好是安贝卡尔博士皈依佛教21周年的纪念日。他应邀上台面对50万的群众说话，由于这个因缘，他决定投身于僧护的佛教教团发展活动。他回到伦敦处理完俗务后，旋即回到印度，再赴马哈拉斯特拉邦，几个月之后他组织了印度的TBM，亦即“三界佛教僧伽团”，这是西方佛教团（WBO）的一个分支。1978年8月，他在印度浦纳（Pune）——那是印度宗教学术之城——组织了“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由于他认为自己的出家身份不利于弘教，有一个时期，他脱下僧袍并娶了一个出身贱民的女子，仍然以“居士”的身份领导“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的佛教运动。这个运动所遵循的是安贝卡尔的基本主张，以关注社会、穷人，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与经济政治现状为任。他主张不仅在精神上关心信众，更要在社会救济与医疗帮助，实践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弘扬佛法的同时，通过教育、出版、传禅等活动提高社会下层人民的素质；他还主张，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精神的更是经济的，因之，这个运动一直致力于穷人所居的社区内作补习教育、幼儿园、辅导进修的教育工作，并且进行职业培训，帮助民众开设简易工厂，增加就业机会。“三界佛教僧伽之友”在印度各地，如孟买等设立技术培训班，教授主要是下层的妇女学习缝纫和一般护理技术等，同时也为她们提供日间的托儿所。世友本人带头到贫民窟中设幼儿园、建小学生的补习班。他从贫民窟中发现并培养的许多少年，已经有不少人成为了新佛教运动的主要骨干。

　　世友在印度开展佛教复兴的经济资源，1989年以前，几乎完全依赖其师父僧护在英国募款。1985年，世友开始在东亚各地如台湾、香港和日本等地募集资金。1994年以后，世友在那伽浦尔还兴办了“龙树学院”。该学院的培养目标并不是佛教学术的研究人员，而是佛教运动的工作人员：例如培训贫民社区的幼儿师范，培养妇女工作干部，佛学交流的研究人员虽然有，但却不是他目前的重点。到1990年代末，这个新佛教运动已经发展到了约20多个城市和四五个农村修行中心，它的社会活动包括有一些日间看护中心、幼儿园、学龄儿童奇宿学校、母子健康培训中心等，还有一些成人扫盲班以及职业培训班。它所传播的地区主要在印度西南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另外有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菩提伽耶等地。所有这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为了帮助以前的不可接触者，现在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过一种正命的生活，获得劳动技巧和生活能力。今天的“三界佛教僧伽之友”的运动包括了这么一些内容：1、三界佛教僧伽（the Trailoka Buddha Mahasangha ／ TMB），一个含有僧俗信徒的教团；2、三界佛教僧伽之友联谊会（TMBSG）的居士性团体；3、一个称“利益众生（Bahujan Hitay）”的社会医疗卫生组织，它从属于三界佛教僧伽之友会。1980年代，世友的这个新佛教运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在其中工作。例如，主持医护工作队的Virabhadra上座（亦即William Stones博士）、Padmasuri上座（亦即Hilary Blakiston博士），他们后来建立了浦纳的“众生利益”的社会医疗项目。以后，因为外国人在印度申请签证的困难，许多工作就由留在印度当地的世友承担起来。随着新佛教运动本身的发展，许多出身于“不可接触者”背景的青少年成长起来，成为了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就是“三界佛教僧伽之友”形成的社会组织背景。这个时期，世友已经担任了牛津的慈善信托基金会在印度的代表，他的影响更加重要了。

僧护的新传统主义理念

　　僧护与安贝卡尔认真研究过上座部佛教的理论，他们也都依据自己的佛教历史观设想了现代社会当中佛教应该有的形态。新佛教运动的“正法革命”显然贯穿了他们二人的佛教理念。他们都肯定了今日佛教应该适应印度社会的当代需要。僧护从根本上认为“正法革命”的哲学基础不应局限于具体的某个佛教传统或派别。僧护有意地批判了上座部佛教在制度上的社会消极性以及缺乏容忍精神。他甚至也不同意以往关于佛教的三乘说法。他宁可相信，小乘、大乘和密乘佛教，只是各个社会阶段上的产物，与它们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当代佛教固然应该有三乘佛教的殊胜之处，但尤其应该具备对现实社会的关切性。僧护从来没有宣布自己的佛教就是新的三乘以后的发展形式。在他的佛教观中，佛陀的教诲是核心的本质，它可以有不同的佛教表述形式，现代佛教学者的任务就是结合当代社会特征而作新的表述。他自己的佛教事业并没有推翻以往的学说，相反它尊重以往一切亚洲的佛教形态。虽然它像是佛教中间的“抗议宗”，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僧护本人是强调传统佛教的仪轨和价值观的，例如他反复地谈到独身修行和奉法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他对佛教的表述更像中国的智?和格鲁派的宗喀巴，而不是日本的亲鸾或者日莲。他是新的传统主义者，而不是革新者[1]。僧护认为现代理想的佛教形式既不是世俗的也不是经院式的。他并不认为出家是根本的核心的标准。事实上他主张在世间的生活可以是理想的和有效的精神修行方式。70年代他曾经经历过世俗的生活，以后他才重新回到寺院当中，重申了他独身修行的誓愿。但他并不同意真正的佛教徒只能过出家生活。他认为只有对三宝的诚恳归向才是真正佛教徒的态度和标志。而归信三宝首先要接受三皈五戒，并且加入世佛联（WBO）和印度的三界佛教僧伽团（TBM）[2]；至于是否独身、是否放弃家庭的责任，只是次一等的问题，并不是关键。成为佛教徒，遵行修持之道，其核心是看实质而不是形式。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不再重要，而是要求从内心真正体现对于三宝的尊崇。终极地看，它决定着修持者能否达到涅?。他说，出家是为了保证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仅仅背诵三归还不能证明就如法修行了。他认为自己所主张的非僧非俗的佛教团体在本质上并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和本怀。他以为现代的佛教徒应该是“奉法者（Dharmachari / Dharmacharini）”，即奉法男或奉法女，而不一定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或优婆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