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也有所有权的问题？

　　现代太虚的佛教革命，以寺产革命为中心，佛教民主为手段也是目的，即反对把寺庙佛教财产变为少数住持的私产，废除按法派继承遗产的制度，而要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公有，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各种佛教事业之用。太虚根据教制革命的原则，立意要消灭佛门圣地私人占有寺产的封建主义，确定寺产为僧众共有，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侵占，政府也不例外，且负有保护之责。这样，太虚和尚既为僧众争取了寺产所有权，也向政府提出了保护寺产的合法要求。

　　太虚的佛教革命最后失败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失败的后遗症，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佛教的教产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并得到法律的落实。

　　如何配置与使用像佛教寺庙这种神圣资源，往往有政治、市场、习俗、宗教等多种方法。不同的配置与使用方法，当然就有不同的社会结果。一般而言，神圣资源的政治配置方法，就会因为它的公共权力特征，而使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法实现个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表达，进而把整个国家、社会都牵扯进来，公然发生一些信仰偏爱，使人们不得不去放弃那些力求要维护、实践的纯真信仰，最后构成信仰变异。

　　少林寺自北魏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都是国家出资的宗教活动场所。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少林寺的土地归国有，使用权归少林寺僧众。历年来对少林寺的修整，也是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出资，故少林寺的无形有形资产，无疑是国有或公有的。而在这次少林寺上市风波的争论之中，人们最反对的，似乎就集中在登封市政府无权处置少林寺这样的国有公有资产上面。言其违宪，何宪法之有？

　　对此，我一直在琢磨，政府处理国家公有的寺产，是否就是有违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既然是寺产公有，政府处置，情理之中。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自由处置。这就是政府官员们提供的自由信仰。所以，当人们忙碌于寺产维权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寺产的法律状态。这说明，在社会变迁当中，中国人宗教信仰的自由和纯真，似乎首先要始于宗教维权。

　　不过，这确实也有一个与国家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否相违背，以及与宗教政策是否符合的问题。如果人们的宗教信仰，首先就被局限于寺庙的门票，没有门票就无法表达信仰、实践信仰，这就大有违宪之嫌了。

　　“少林寺上市”风波，让我们看到了宗教资源的公益性质正在被异化。从表面上看，这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但从深层次来说，这是在左右无数公民的信仰方式。因为这种做法，其实是控制了中国社会中各种神圣资源的配置与使用。神圣资源公有，其信仰方式就不得不表现为公有或国有。就目前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方式而言，总不能把寺庙改造成为商业公司，使用政治的神圣资源配置方式，而使他们的信仰无处挂靠、成为一介游魂吧。

　　寺庙姓“公”，还是姓“佛”？

　　当代中国佛教的各类庙产，似乎就是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早已成为各种社会集团势力觊觎的目标。

　　通过少林寺上市风波的思考，人们终于明了，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究竟是什么含义。宗教自由的真实含义，不仅仅是对宗教信仰的认可，而且还是对宗教信仰实践方法及其实践条件的认可。无论这个条件是实在的硬件，还是文化的软件，或者是宗教法制。

　　一个非常基本的常识是，任何宗教寺庙或宗教组织绝不是公司企业，绝不应该经商、上市。如果一个宗教、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连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还能奢谈什么精神与信仰？

　　因此，佛教的寺产，无论公有、私有，它们首先是佛有。寺庙的法律归属，本来就应当是寺庙。否则，信仰私有，寺庙公有，这公私之间的空白如何填补？只有佛教信仰作为社会的建构，佛寺才会成为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佛教信仰才具有了社会的实践方式，而不会担心一个寺庙的存废，就会影响到一个佛教信仰的被颠覆了。

　　为此，我很赞同这样的意见，当代中国不能出现类似于宗教+商业+政治的现象与机构。现在不能有，今后也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