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维修勐海佛寺，在大殿中柱顶部发现一块刻有傣文的银片，称该寺建于祖腊历十三年(651)；曼拉闷佛寺殿内左边第二柱上的生傣书文，记载傣历三十三年 (671)有人捐金镶柱；城子佛寺的建筑年代，据称与勐海佛寺同年。[28]尽管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29]而傣历形成于唐初却是有案可稽的。如果说上述证据还有可能出于后人附会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另一条更为可信的证据。1980年，勐腊文物工作者从废旧物品公司得到一尊铜佛，通高37厘米，螺髻，垂耳，身著偏袒衲衣，结跏趺坐，造形清瘦。佛座宽边上刻一行古巴利文，意为“智慧长老献奉，傣历一二年”。[30]傣历十二年即唐永徽元年(650)，结合前面的传说与上面的叙引，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唐初确有南传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其传入路线或即传说中所说的由景迈而景栋而景洪。
　　除了由傣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一途而外，南传佛教还曾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南诏。《旧唐书·骠国传》云：“贞元(785— 805)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及遣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据《新唐书·骠国传》称，骠国所献佛乐共十二曲：“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答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骠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日《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玄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八曰《甘蔗王》，骠云《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骠云《咙聪纲摩擦》，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曰《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臀、以此适情也。”尽管这些佛曲在进入唐宫以前已经被韦皋作了修改，“韦皋复谱次其声”，但其“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的宗旨还是一目了然。而其“因南诏”而达于唐朝，则或还在南诏作过译编。《唐会要》卷三三称：贞元年间 (785—805)，袁滋出使南诏，“并皆见骠国乐，则骠国演奏释氏经论词意之乐曲，已洋溢于南诏。”那么，伴随骠国佛教乐舞的进入南诏，其所信奉的佛教也应该随之进入了。《南诏野史·蒙晟封佑传》云：“(段)宗榜救缅，胜之。先是狮子国侵缅，缅求救于幽王，王遣榜助之。榜勇而贪，与缅约，成功要厚。榜遇狮子兵尽杀之，缅酬金佛一堂。榜回至腾越，闻嵯巅不纂位，榜遣书曰：天启不幸，父崩子幼。闻公摄位，国家之福。我救缅甸，缅酬金佛，本国无人，惟公与我回日，可亲迎佛，与国争光。巅不知其谋，至日迎之。榜令拜佛，即斩嵯巅。”哈威《缅甸史》也称858年骠国曾献金佛一尊，以报庇护之恩。以佛像相酬当以双方佛教的联系作为前提，故南诏肯定是有南传佛教的传入。至于其是否在南诏产生了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者： 神川遁士   2007-8-30 16: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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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复：南传佛教入滇考 　　公元7世纪，密教盛行于今印度德干高原等地。故由天竺僧人带入南诏的佛教，大多应为密教。而在缅甸，情况则较复杂。引日唐书·骠国传》载：“(骠国)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这与现今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要求男子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习俗的情形一致。与此同时，大乘佛教不但并行不废，新起于印度的密教也传入缅甸。在卑谬故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未来诸佛的造像，以及成百块刻有“诸法从缘起”等梵文偈语的祈愿碑。在缅甸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有一尊小型的观世音菩萨青铜立像，左手持莲花，右手结“施无畏印”，顶上为结踟趺坐的阿弥陀佛。另有一尊佛像两旁有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侍立。此一时期遗存的寺庙壁画中，则有男神拥抱女神的画面。[31]因而，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南诏的佛教到底是大乘还是小乘，在没有获得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敢妄断，抑或两者均有也未可知。泰国南部孟族地区的佛教，湄南河下游的佛统一带自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以后，经历了公元1至5世纪的金陈时期和6至10世纪的堕罗钵底时期，一直保持了初传时期的上座部派别；马来半岛北部的狭长地带则先奉上座部佛教，8世纪后，大乘佛教占据主导地位；靠近柬埔寨的东部地区一直流行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北部泰族地区，至13世纪泰族正式立国之前，基本上一直是上座部佛教的势力范围。[32]所以，由泰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的佛教可以肯定地说是上座部佛教。
　　《南诏野史·蒙晟封佑传》云：“(段宗)榜索缅金佛销时，有奉香火人祝曰：‘愿世代奉敬，今不可得，愿世尊轮生，灭彼国祚。’后果生买嗣纂蒙氏。”胡本《南诏野史》则称段宗榜毁佛得金，“时有缅人奉香火在旁”。由此可见，沿“南方丝绸之路”而来的南传佛教多少是在南诏得到了信奉的，但毁佛得金这一事实本身又揭示了它在南诏统治者眼中的地位不高。与此不同，传入边境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黄惠炬先生提请我们注意的两个事实源于印度九执历的纪元纪时法在傣族地区的普遍流行与《南诏德化碑》中“赵龙细利”署名实为“召龙西利”(“西利”为梵语音译，意为“吉利”、“光华”，“赵龙细利’当为以佛教称谓命名的傣族首领)[33]，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南传佛教在边境地区得到发展的事实。

　　三、大理时期南传佛教在滇的发展

　　11世纪，斯里兰卡受到南印度珠罗国的蹂躏，上座部佛教一蹶不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由是转到缅甸，并保持到13世纪后期。蒲甘王朝时，缅甸疆土十分辽阔，其势力不仅扩展到泰国北部的泰族地区，而且延伸到泰国中部、南部的孟族地区，蒲甘推崇的上座部佛教也随之步入泰境，至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国建立，泰国全境正式汇入上座部佛教洪流。
　　有关大理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交往，史书记载不多。杨佐《大理买马记》称云南驿前有里堠，“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着其道里之详。”与身毒、海上各国均有交通路线且详著道里，大理国与诸国往还频繁可想而知。大理国后期于边境设镇，其中金齿镇通天竺、蒲甘，蒙舍镇通堕和罗、真腊，最宁镇通交趾。除了以武力防边之外，方国瑜先生认为，“维护交通与沿海诸国贸易”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反映其对外往还之盛况”。[34]《南诏野史·段正淳传》记载“乙酉(1105年)，缅人、波斯、昆仑三夷同进白象、香物。”又载：“缅人进金花、犀象。”以如此频繁的经济、政治往还为背景，东南亚佛教格局的演变也势必要影响到大理国的佛教格局，这就是上座部佛教在大理国边夷地区的迅速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