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南诏的情形相似，尽管伴随大理国与蒲甘王朝的频繁往还，被蒲甘王朝奉为国教的上座部佛教不可避免地要对大理国发生影响，但由于受到已有大乘佛教各派的抵制，始终没有在大理国统治的腹心地区扎下根来。与此相反，上座部佛教却在大理国统治的边夷地区得到了广泛发展，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格局。1180年，叭真在西双版纳建立景龙金殿国，版国相当辽阔。《泐史》记载：“叭真战胜北方各地之后，兰那(即景迈)、猛交 (即景栋)、猛老(即南掌)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刺昆朗玛，景咙酋名蒙猛，兰那酋名菩提逻吒育者，以及刺隗、金占、育崖、埭腊、珐南、崆岢等各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参与集会者，有和、育崖、金占、古刺、帕西、埭腊、珐南及崆岢等国人员；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人，白象九千条，马九万四千匹。”与邻近的蒲甘王朝相同，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边夷政权也以上座部佛教作为国教，国王自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在叭真的登极大典上，不仅设置“把厦”等佛教仪仗，而且采用滴水拴线等佛教仪礼，黄惠艉先生认为，这些都是佛教在傣族地区得到广为传播的表征”。[35]《泐史》又载：“叭真生四子，长名佝仟冷，食采于兰那；次子名佝埃，食采于猛交；三子名佝伊钪冷，食采于猛老。四子名 钪冷，后继父为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傣历五九九年(1237)，四世国王 陇建仔将女俄敏庄勐嫁与兰那叭老(召景海)为妻，并以猛竜埔卡及猛叭等地作为陪嫁。后俄敏庄生子蟒莱，竜陇建仔又偕妻前往景海，为其弥月行拴线礼。我们前面说过，大理时期，缅、泰、老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已经并入蒲甘王朝的 作者： 神川遁士   2007-8-30 16:3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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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复：南传佛教入滇考 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景龙金殿国与这一地区的频繁特殊的联系，说明至迟在大理后期西双版纳等地已经纳入了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明显带有东南亚风格的景洪曼飞龙塔，据傣文经典宣称，是由三个印度(疑为缅甸)僧人设计的，建造于傣历五六六年(1204)。1986年海勐重建景真佛塔，于原塔址出土一块银版，上刻铭文有傣历五六七年(1205)。而一般认为，傣族的贝叶经书写始于傣历六三九年(1277)。这些无不都是上座部佛教广为传播带给傣族文化的厚礼。
　　大理时期有傣族北迁，是治云南史并民族史者不可否认的事实。《元史·地理志》载：“开南州……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威远州……昔朴，和泥二蛮所据。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这里的“蒙氏”均指大理段氏。[36]金齿等处宣抚司又载：“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东，与缅地接其西。……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群蛮，尽虏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浸盛。”既然南诏时期南传佛教已经在边境傣族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那么，他们的北迁就同时也应该是宗教的北迁。故在大理时期，上座部佛教也应该是扩展到了这些地区的。
　　总之，和南诏时期相比，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佛教在大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的。现今云南边境地区信奉上座部佛教的格局的形成，应该说，主要就是奠定于此一时期。

　　注释：

　　[1][26][27] 参见黄惠馄：《从越人到泰人》附录《西双版纳小乘佛教之实地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杨士云、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引《白古通记》。 
　　[4]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七引《白古通记》。
　　[5]高香映：《鸡足山志》卷一引《白古通记》。
　　[6]《云南名胜志》卷一、卷五引《白古通记》。
　　[7]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8]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9]参见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5页。
　　[10]《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一。 
　　[11]转见张斌：《东南亚的宗教》，载《南洋问珠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转见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1页。
　　[13][14]参见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编印，第15页。
　　[15]《史记·西南夷列传》。
　　[16]《后汉书·西南夷传，并见《和帝纪》、《安帝纪》。 
　　[17]参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59图，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唐长寿：《乐山麻浩崖墓研究》，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二期。 [18]参见曾昭烯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六章及插图42，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19][20][21]参见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案》，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四期。
　　[22]僧祜：《出三藏记集》卷二。
　　[2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24]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情况初步调查》，载《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28]《酉双版纳傣族信仰佛教的一些情况》，《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
　　[29]关于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一般认为不会晚于14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更早，不会晚于10世纪。参见黄惠炬《关于掸傣居民奉佛问题的两点质疑》，载《从越人到泰人》。
　　[30]参见杨德銎：《版纳的彩色角》，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31]转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第84页。
　　[32]参见《南传佛教史》第114—120页。
　　[33][35]黄惠棍：《佛教入滇及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播载》，《从越人到泰人》。
　　[34]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3—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