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汉语意思是定静虑、思维修。禅宗，即佛心宗。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禅宗曾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未得广泛传播，直到镰仓时代，从宋朝传入后，在幕府武士阶层的支持下，才迅速传播开来，在镰仓以后的日本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启发和影响了日本俳句、汉文学、儒学、绘画、庭园建筑以及花道、茶道等方方面面。

　　自然与人生

　　禅宗提倡离俗反俗，皈依自然，将自然人生一体化，这一点与日本文化性格是接近的。日本人对自然的爱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几点是：

　　一、日本是个岛国，拥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富于变化。在这种自然环境中成长的日本人，深深地热爱养育自己的土地，对自然的感情十分丰富，而且，由于气温和气象的多变，日本人的感觉也较为敏锐，显示丰富的艺术色彩。具有民族特色的花道、茶道和俳句的广为流行，即是这一特色的集中表现。二、基于与古代农耕民族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崇拜思想的影响。日本人的自然崇拜，与其它地区的自然宗教信仰形态不完全相同。日本记纪神话中，尽管有自然神话的痕迹，但以人文神话居多，即并非反映狩猎和渔捞，大多反映的是水稻耕作民的农耕生活。对于古代农耕民来说，在崇拜太阳和月神的同时，更崇拜与农耕密切相关的风雨雷电；在动物崇拜方面，更视蛇为神圣，虔诚祭祀。对于树木和岩石，则并无特定崇拜对象，皆以巨大和奇妙者为尊。高山群岭由云的姿态想象出来雨神、水神之所在；由火山喷火、引起地震，想象到生产之神等等。三、日本稻作农耕的生产形态，萌生了日本人对四季变化反应敏感的特质，形成为祈愿农业丰收的岁时节日。随着城市生活的发展，这些岁时失去原来农业祭祀的意义，只成为季节风物的娱乐。如中古和歌所见的春夏秋冬的“部立”，近世俳谐所见的季题，很大程度是往日农耕民稻作所必须的技术和信仰失去本来意义后的一般化和抽象化。四、自封建社会如平安时代以来，平安贵族为王朝的崩溃所感伤，对未被现实污浊所沾染的自然抱有无限的憧憬，使原有的视人生为“污浊物”，视自然为“清洁之自然”的理念愈加浓重。这种在自然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可见于万叶和歌。

　　禅宗传入日本后，为日本人的自然观赋于哲学及宗教的背景。

　　禅宗倡导的“山林水鸟皆宗佛法”的内聚理解方式和“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林大地”的外射观察方式的结合，使得人们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水一溪都感到亲切和愉悦，从大自然的秀丽中得到美的享受。与此同时，充分地对大自然乃至人生投射内心的情感，使之幻化为自己所喜爱所欣赏的空寂无人的禅境和宁静恬淡的天地。赵州从谂与南泉普愿的一首对话诗，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心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种自然人生一体的思想，在俳句中表现得十分充分。

　　首先从俳论看，早在二条良基的《筑波问答》中，就提倡连歌的形式反映的是自然和人生变幻无常的本来形态，书中写道：“连歌，非前念后念之相系，亦非同浮世之状，依盛衰忧喜之境而移，思昨而今，思春而秋，思花而至红叶，飞花落叶之念也。”《心敬僧都庭训》载：“常见飞花落叶，观草木之朝露，皆为心司此世之梦幻。”高浜虚子的话语更为坦率，他说：“人的生命与花开叶落的自然活动、天体运行一样，与宇宙现象共生、共死”。

　　这种具有禅学理念，喻四季风物，感怀人生的句作，在俳界占有颇大比重。如：“旅途卧病，梦绕荒野行。”（芭蕉）“吾乃漂泊星，莫非宿银河？”（一茶）。

　　“旅途卧病，梦绕荒野行”是芭蕉留下的绝笔名句。这位俳谐大师的大半生，是在大自然的跋涉中渡过的。他一笠、一杖、一囊，以原始的方式回归自然。在飘泊中获取不尽的诗意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象征着人生旅程的从一个未知数到另一个未知数的漂泊中，玩味着把旅途的哀愁和人生结合起来的日本式的感伤主义；在孤独寂寞中，反省了人生的意义。

　　禅宗提倡“本心即佛”，解脱一切外在的羁绊，既不讲苦行，也不论坐禅，更不要读经，而是提倡一种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的适意人生哲学。《立灯会元》卷四载：“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与师，师曰：‘本色住由人，且无刀斧痕。’”文中的“师”，指大安禅师。禅宗和尚及中国士大夫这种追求自然的生活情绪，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与这种“本心即佛”、追求自我精神解脱的禅宗理念不无关系。

　　在自然中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与从自然中看破人生的态度不同，是将自然作为精神复归之所。“从自然之中寻求解脱”的精神，亦成为日本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永三郎在他的力作《日本思想史中宗教自然观的展开》中提出：“自然之所以能发挥解消人生痛苦的巨大力量，只能在于完全拥有自然美的绝大魅惑，与人生痛苦相比，保持有绝对压倒的优势。恰似弥陀的弘誓，可以击破所有罪障，将浊世的庶类引导向光明的大海一样。因此，这种绝对的魅力既无条件地吸引着人们，有时又惹得人们想脱离它而不成，反之为这自然美所魅惑，更加妄执，酿出一种奇妙的矛盾来”。［①］

　　这种自然美的魅力绝对优胜于佛门之道，由消除人生忧闷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文人雅士欲隐居其中的“山村”［②］思想。这种思想在古代即万叶和歌时代，因自然的魅力与人生痛苦直接相结合的思想尚微弱，故未十分强盛。进入平安时代，由于社会混乱，忧世忧天的没日思想浓郁，“山村”为广大知识界所憧憬，以西行为首，率先在吉野深山中结庵。镰仓时代的一位著名隐居“山村”的人是鸭长明，他经历了镰仓初期激烈的政治变革和贵族社会的没落，只身到日野结草庵，寻求精神复归。

　　日本中世以来的“山村”倾向，概言之，一是由于自然本身的美，于人有静寂且不为俗尘沾污的魅力；二是中国士大夫，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王维等超尘脱俗、皈依自然、追求精神解脱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的薰陶；三是佛教山林修行意识的强烈影响，作为求道手段的山林闲居方式和清净修行者精神的山林自然美，在佛教基础上的积极结合。“山村”思想可以称作是日本传统文化（自然观、中古以后的厌世思潮）与外来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禅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室町时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量涌入，为“山村”思想注入新的生机，产生了新的形式，其重要一例就是茶道的茶室的建立。茶室是将“山村”理想与禅宗隐居情趣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中纳言鹫尾隆康的日记《二水记》享禄五年（1532）九月六日条，评论宗珠的茶室道：“山居之体尤有感”；《荫凉轩日录》宽正五年（1793）三月九日条，记足利义政登览禅佛寺无双亭，发感慨曰：“此亭者，四面竹树深密而山中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