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山村”传统精神的结合，形成芭蕉的俳谐艺术论，使之再度复活。芭蕉并非后世人所称颂的“圣人”，亦非“完美之人”，而是多有人世烦恼、喜怒哀乐俱备的凡夫俗子。他十分希冀在自然中获得自然解脱，寻求安慰。这种思想，在他的《负芨小文》开篇处表露无遗。

　　“贯穿于西行之和歌、宗祗之连歌、雪舟之绘画、利体之茶道者，为一物也。且风雅之中，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一非花；所思之处，无一非月”。［③］

　　芭蕉这一“风雅”论，实际是推崇风景向内心世界的转化，是对自然的一种精神上和灵魂上的占有。禅宗以前的早期佛教，对澹泊、自然、适意和生活情趣的追求，偏向于外在的形式，是借助于对象化的外部世界力量来求得心理的平衡。而禅宗却提出“本心即佛”，把这种求得心理平衡的力量从社会、自然归回人的内心。葛兆光提出这种“向内心世界转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所谓“三个世界理论”，他说：“第一阶段（第一世界）自然只具有象征性质，其功能就在于恰当的说明‘我’的内心状况，对所描绘自然现实性的推断因此是不可能的（情十景）。第二阶段（第二世界）自然是孤立的，它变得客观并成为现实性的一种表露，这种现实性又是可以推断的。形式上，自然描写之后常有诗人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冲动其实早已在自然的描写之中，可又没有破坏它的客观性。自然在这里是客观的关连物（景＝情）。第三阶段（第三世界）表现为受佛教禅宗影响的对主观与客观的扬弃，外在世界同自我世界互相交错，几无区别，二者是平等的，并没有划分为本质与现象（景＝情＝景＝情）。景物中的平等，成为精神的宁静点，脱离开现象偶然性的所有存在都还只是其本质。”［④］

　　芭蕉的艺术论是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遵从造化、回归造化”，而达到“所见之处，无一非花；所思之处，无一非月”，表明了它对主观与客观的扬弃，处于世界与自我世界的互相交错之中。芭蕉的艺术论，可谓是禅文化对日本俳句影响的典型写照。

　　自然与闲寂

　　早在心敬的连歌论中，就提出了“寂”的概念，它由和歌的幽玄余情展开，追求枯淡清寂的情趣。芭蕉对此予以继承的醇化，亦提出旨在清、寂、静的“寂”的俳谐论。心敬在《私语》中称：“昔有一人问歌仙何以修行得道，答曰：‘枯野芒草明月照。’心知此言之言外意，则为冷、寂，知其意矣。果人其境之佳士，据此风雅，方能得此心象。咏枯野芒草之句，定伸之以明月清辉之句。此修行者是可玩味矣”，倡导“枯野芒草”、“明月清辉”中所具有“冷”与“寂”的情趣和美学意识。

　　禅宗以朴素的人的自然天性为美，追求自然澹泊、清净高雅的生活情趣。朴素是事物的天然本色，未经雕饰的原木是朴，没有染色的白帛为素。凡是没有经过人为增饰、改造的自然均都是朴素的。但是，以朴素为美的观念，并不是对客体自然观照的产物，而是人生反思的结果。“朴素而民性得矣”（《庄子》），这是道家、禅宗以朴素为基本出发点。他们首先感到人类自身朴素天性的可贵，然后才推而广之，作为普遍的命题提了出来。中国士大夫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正是这种古朴淡素、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我们在唐、宋诗，或元、明、清绘画中都可以领略到这种清、幽、寒、静的情趣。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鸟鸣涧》）；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都充满佛理禅趣，表现了忘却物我的萧索淡然的心情和山幽水寒、空寂寥落的意境，在诗中、在画中，我们领略到在慕色如烟、翠竹似墨的幽境里，中国士大夫对着这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又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观照中，领略到人生的哲理，把它溶化到心灵深处。这种由个人内心与外界单线条的往复流通，乃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泻出，写成诗，画成画。这些诗画中就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有人把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叫作有“禅气”、有“禅思”。

　　芭蕉的“闲寂”，可谓是日本版的“清、幽、寒、静”。芭蕉称闲寂乃“根于内而见于外者也”（去来·《答许子问难辩》）。意为见于句作风格，实为俳人发自内心的情趣；俳人苦得闲寂，须得“风雅之要谛”。芭蕉称：“自古以来，具风雅之情者，担负书箱，足磨草鞋，头戴破笠，不避霜露，自宁心静志，洞见物情，故愉愉然”，“处身闲寂，隐于山林，心地陶陶然”。又称“日月为百代之过客、行年之旅人。故浮生涯于扁舟，迎暮年于马上，羁旅度日。”惟此方能深谙人生哲理，超尘脱俗，亲和自然，“松之事习之于松，竹之事习之于竹”（《三册子》）。

　　芭蕉的闲寂艺术论，源于他由道、禅、儒三教构成的哲学思想主体和美学思想底蕴。表现在他的俳风上则是以细微的心灵感觉和细腻的表现，显示出主体以宁静的心绪对客体进行观照，从而通过客体表现主体；“强调大都是由声音所产生的静寂，巧妙地表现为声音消失后残留的余韵，即深深的静谧、凄怆的感觉、庄严的意味，且透入沉思的高度艺术性”（仁枝忠·《汉诗文予芭蕉的影响》）。其句作除“古池塘，蛙儿跳入水声响”外，尚可举出“此径无人踪，晚秋暮霭浓”、“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等。

　　显而易见，俳句所展现的宁静无人意境，正是沉思冥想、心理平衡、超越尘世、忘却物我的禅宗与受其影响的俳人们意识深层审美情趣的外化。这种意境，既是外在的物象，又是内心的幻化；既是自己解脱不平衡心理的凭借，又是自己内心感情外射的对象。

　　凝神观照

　　禅宗“梵我一体”的静默观照，强调“本心”——潜意识的澄澈空灵状态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明确的空间方位与时间概念却是不存在的。古今远近、东西南北都作为表象储存在意识野中，所有界限，概化为子虚乌有。“无地可谓大矣，而不能置于虚空之外，虚空可谓无尽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曰：以心观物，物无大小。”（《长松茹退》）这里的“以心观物”，正是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所谓“物无大小”，则是指在直觉观照中物我、物的之间的界限的泯灭与时、空概念的消失。一切自本心生，全由心灵的直觉体验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