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俳句重视构思时的凝神观照、沉思冥想，除反映直观表象外，不作思想上的表现的艺术特征，与禅宗讲究直觉体验、打破时空界限，求得梵我合一、事事无碍的无上境界的思想有许多一致之处，这些表象不是作者心血来潮时的修辞表现，而是直接指出直观方向或直观的本身。就松尾芭蕉的《古池》而言，只有作者清心静虑，排除杂念，守其神，专其一，才能使直觉感受达到高度的综合，在心灵与物象相通之中凝视古池，品味恬静。在直觉中，生命成为永恒，时间仿佛凝结，宇宙变得微渺，人在这种出神的状态下充分地消化美的感受。

　　“古池塘”的表象就是孤独与闲寂。蛙儿跳入水中所泛起的漪涟，如同闲寂范围永久性的扩展，水声更反衬、加剧了寂静。此时的芭蕉已超越了意识的外壳，进入了不可思议的领域，深浸在“无意识”之中。铃木大拙称：“芭蕉的《古池》诗，跨越了‘没有时间的时间’的永久彼岸，那是古之又古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意识都难以估测；那是万物生存之处，是这个差别世界之渊源，而且其自身并未显示任何的差别。然而，理智地思考它时，却成为一种观念，成为在这差别世界之外，还具有一个存在，这又是理智的对象。惟有依据直觉才能真正地把握这个无意识界的无时间性”［⑤］

 　　俳句《古池》是芭蕉直感“无意识”的表现，他的“无意识”的诱因不是古池的静寂，而是蛙儿入水的声音，没有这个声音，就没有芭蕉的妙句和他创作活动的源泉。

　　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凝神沉思的状态，正是人的潜意识十分活跃的时候，往往能使人们下意识地产生无数奇幻的联想。在潜意识活动中，由于切断感觉器官对外界的联系，而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扰，中止理性逻辑思维。由于深层意识的活跃，使之思维突破了语言、物象、概念、判断、推理的束缚，产生的联想也是自由起伏、飘忽不定、无边无涯。

　　禅宗的这种在不可思议处思议，在过于玄奥处领悟，思维常与常理相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尽管在思想、逻辑、哲学上属于一种错误和荒谬，但在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上却有极其宝贵的价值。“禅宗这种静默观照、沉思冥想，由于它含有大跨度跳跃式的联想，由于它是在用全副身心从事物中体验人的清净本性，由于它讲究抛弃一切俗世功利并提倡幽、深、清、远、澹泊的生活情趣，所以即恰恰吻合了文艺心理学上的直觉、移情、欣赏距离及联想等审美心理活动；人在静静的直觉观照中，由川溪石的美与心灵的情感互相交融，心灵体验到大自然秀丽妩媚，大自然被注入了心中高雅淡泊的情感，在大跨度跳跃式的联想中，人的感觉超越了具体的物象，甚至超越了具体的情感，驰骋在无边无际的思想与感情的荒原上，似乎想得很多，看得很远，领悟到了平时难以领悟的某种哲理，感受到了平时难以领受到的某种情感，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的内蕴便大大丰富了、深刻了。”［⑥］

　　诸如此类由凝神沉思而产生的奇特联想，同样为俳句增添了艺术魅力，又以其神韵，使读者受到感染，产生新的联想和想象。

　　又如“菌蘑生，宛若白昼闪繁星”（虚子）、“春去何匆匆，怀抱琵琶犹沉重”（芜村）。这两句中，无与地、菌蘑与繁星，甚至是青天白日的繁星；春天与琵琶，春去的速度与琵琶的重量，都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矛盾物。但是，在直觉的观照中，这些印象由于内心情感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摆脱了理性的制约，在凝神沉思中，一般逻辑联想不到的程式，奇异地出现了。联想重新组合了新的形象，在这里，视觉、听觉、触觉、味觉融为一体，表达了更高层次的哲理。

　　物我两遗

　　凝神沉思中，思维突破语言、物象、概念、判断、推理的束缚，发生种种奇异的联想，使得主体客体的界限消失。本来性质不同的事物也变得难以分辨，万物融合为一。这令人想起庄生梦蝶的寓言。庄子梦中化为蝴蝶，梦醒之后糊蝶复化为庄周。庄子问道，到底是蝴蝶化为庄周，还是庄周化为蝴蝶？“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物化”本是道家学说，但禅宗是吸收道家思想而形成，在出于自然，而不是有意为之地实现物我两忘、主客合一境界方面，两者是一致的。禅宗文学常表现身外无物的场景，如“极目观前境，寂寞无一人。回头看后底，影亦不随身。”（庞蕴·《杂诗》）“野外有一人，独立无四邻。彼见是我身，我见是彼身。”（皎然·《次日》）

　　日本近代俳人泊月写有物我界限消逝和泯灭的句：“负曝冬日下，物我两忘情。”（彭恩华译）。此句令人想到清·毛序诗《偕同人散步》：“倏鱼从容游，鸥鸟度明镜，物我两俱忘，不减濠梁兴”，以及李白《月下独酌》第二首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无论是日本的俳人还是中国的诗人，都歌咏了物我双遗，在无意识中与自然的造化融合。

　　禅宗文学和道家文学的物化，不完全相同于通常所说的情景交融。只能说物化境界是广义情景交融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情景交融，是将客观的景（自然物）作为表现主观的感性材料，给客体对象注入人的感情色彩，把人的社会属性移植到自然物身上。而物化境界则是泯灭主观倾向，以闲雅清淡见长，基于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待一切，无论主体还是客体，它们对象化的过程都是向自然归复，是用自然性同化人的社会性，使人成为客体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人机体的延伸。

　　松尾芭蕉倾心于庄子，曾以庄生梦蝶为题，作句若干。他的句作中亦不乏“物我两遗”的佳作，如：“万籁闲寂，蝉鸣入岩石。”这首句是芭蕉在《奥州小径》旅行途中，于山形县的立石寺所作。立石寺系圆仁开基。据传，圆仁入唐归国后，为天台座主，贞观二年（860）年，据清和天皇旨创建立石寺。芭蕉登山礼拜，只见“苦石重迭成山，松柏苍劲，土石经年苔滑，岩上诸院扉无声，绕岸登石拜佛阁，佳景寂寞铭心。”［⑦］闲寂百无聊顿时，蝉声入耳，宛如渗入岩石之中。“蝉鸣入岩石”，这一天道自然的表述，将人、蝉、石合为一体，更产生一种神秘、奇妙的闲寂的自然空间。然而，在这异常寂寥之中，读者感到了生命的跃动，在意识深层里发生审美情趣、内在情感与哲理体验的共鸣，触摸到作者脉搏的跃动。

　　无常往性

　　禅宗与道家的宿命观、无常观是一致的。这一表现的主题是庄子的“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庄子·人世间》）它发散的是深沉的感慨，看到了时间的持续性和不复返性，在此基础上否定时间的过去和未来之维对于自身的意义，深刻揭示了人生普遍面临的基本矛盾。这类俳句如：“流年去不归，遮掩白发见双亲。”（越人）“冬寒草枯凋，都会灯与梦同消。”（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