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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谢谢光临指教，也谢谢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了纪念佛教汉传二千年，召开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同时要谢谢大会邀我来担任主题演说。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人类思想的激荡中产生，也在人类思想的变迁中更新，若能经常引进来自多方的源头活水，这一种文化，便会多彩多姿；若能代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做温故知新的工作，这一种文化，便会有充沛的活力。如果拒绝接受外来力量的考验，这一种文化，便会衰落而不受人间欢迎；如果缺乏反省的能力，这一种文化，便会僵化而遭受自然的淘汰。由此可知，佛教在印度的全面灭亡，一定有其原因，佛教在中国虽历经数度的兴衰交替而尚有生机，也一定有其道理。

　　今天，我们台海两岸共同召开这样的佛教学术研讨会议，目的也就是在集思广益，检讨过去，展望未来；引入新知，发掘潜力；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融摄众流，化异求同；启后必须承先，大开乃能大合。

　　佛教发源于印度，创始者是释迦悉达多王子，他的年代，依据南传《善见律》的众圣点记之说，是于公元前485年为入灭年，世寿八十岁。日本学者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把佛的年代考订为公元前463至383年之间。[1][1]　近人印顺法师则又推定为公元前388年是佛灭纪元元年。[2][2]　最初的一百多年之间，佛教文化大概是在印度境内传播。至公元前323年，孔雀王朝的第三代阿育大王即位，十七年后皈依佛教，并派遣大批僧侣，赴世界各地传扬佛法，便将佛教推展到全亚洲的邻近诸国，其中包括南方的金地（锡兰、缅甸），北方的中国，正好是秦始皇时代。

　　因此，佛教就有南传的上座部及北传的大乘之分。传来汉地的年代，虽可溯及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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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近人公认的则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今年1998年，正好是佛教汉传第二千年，所以我们举办这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以资纪念。有史可考的始有汉译佛经，则为后汉明帝永平10年（67年）迦叶摩腾及竺法兰来到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传到藏地则再晚六百多年，于唐太宗贞观15年（641年）左右，分别从汉地及尼泊尔伴随公主下嫁藏王而传入佛教。直到公元第八世纪末（781年），还有印度僧与汉僧的一场顿和渐的公开大辩论，那是藏王赤松带赞亲自主持的，留下的双方记录，都说对方落败。来自印度的是寂护的弟子莲华戒，来自汉地的是禅宗的大乘和尚。[3][3]　不论那场辩论的胜负属谁，当时的藏王尚对居住敦煌的昙旷驰书问法，表示对于汉传的禅宗，并未忽略。但在公元第八世纪之后，印度的密教便源源不绝地传到西藏，形成了藏传佛教的特色。

　　因此，佛教文化的开展，分作三大系统：南传巴利文系的上座部；北传由梵文汉译的大乘佛教；北传由梵文藏译的密教。若以时代区分，南传巴利文系是印度早期的部派佛教，即所谓小乘；汉传梵文系是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藏传梵文系是印度晚期的大乘密教。其实此三系的内容，都曾传入到了汉地，唯中国的汉文化背景，对于小乘佛教及大乘密教，似乎不能吸收消化，所以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繁琐哲学，在汉地无法弘扬。晚期大乘的密教，在传入西藏的同时，汉地也有唐玄宗时代的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大量的密教圣典，此后随着蒙古人统治中国而第二度将藏传密教由蒙古民族带入汉地，可是迄今未能在汉文化中生根立足。

　　此三系的佛教，南传的经过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及缅甸而至柬埔寨、泰、寮、印度尼西亚。藏传的经西藏，而传至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的拉达克、喀什弥尔、苏联境内的布里亚德，内外蒙古的蒙古族，在中国境内则随着藏族所至之处，都是密教化区，除了藏地，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汉传的则从北方的陆路及南方的海路，传到中原，再经韩国而东传日本，另由中国而南传云南的大理，以及越南。在此三系之中，南传的没有发展译经事业，直到现在，南方各国虽各有使用的语文，所用的佛教圣典，却还全是巴利文的原文语音。而在中国境内的汉传及藏传这两大系统的佛教，因译经事业相当发达，都有大量的圣典由梵文译出，也都有大量的著作是经过祖师大德们消化后的产物，所以都已经不是印度佛教的原貌。

　　印度佛教的最殊胜处，是中期大乘，伟大的论师辈出，从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东来，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去求法归国（265～713年），大约四百四十年之间，是中国佛教的成长至成熟期，也是印度大乘空有二系龙象人才辈出的时代。例如空系的中观学，有龙树、提婆、罗侯罗、跋陀罗、婆薮、青目、僧护、至佛护及清辩而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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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派之后，即与密教会流，包括月称、寂天、寂护、莲华戒等。再如有宗的唯识学，则有弥勒、无着、世亲、护法、安慧、陈那、难陀、法称、戒贤而传至中国的玄奘。这些大师们，都有极高度的智辩学问，所撰的论著非常丰富，其中除了几部论著如月称、寂天、法称等较晚出生的大师著作，较少译成汉文而译成了藏文之外，大都皆可于汉译的典籍中找到。老实说，唯有这一阶段的大乘佛教，是纯粹的佛教，所以太虚大师说：「三时之中，最能表明完全佛教之精神者，即第二时。」[4][4]　到了第八世纪以后的晚期大乘，为迎合印度教的冲击而不得不接受了许多外教的东西，因而形成了左道密教，此在藏地也可以传持，在汉文化中则不容易生存了。印度密教依靠偏安南印度的婆罗王朝五百年，由顶盛而至衰亡，到十二世纪末，佛教便在印度境内绝迹了。

二
　　佛教在印度流传了一千七百年，由于不再能够为印度社会提供新的文化契机，终因老化而至衰亡。可是对于东南亚及东北亚诸国，佛教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文化；南亚诸国及西藏地区，除了佛教文化，只有土著的原始宗教，而且唯有佛教文化，才能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伦理道德，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汉地，虽然已有儒道两家极高度的文化背景，不过佛教的传入，不仅没有损害到本土文化，反而滋养了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非但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消失，反而由于儒道文化的激扬，而获得了新生命，成为中国汉文化中的三大主流之一。它的成就以及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不用说超过了道家，甚至有些地方也超过了儒家。三大主流文化随着政治力的扩展及经济贸易的交往，不仅同化了许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随着外交官、商人、联姻等关系以及僧侣的旅行、求法、游化，而输出到毗邻的几个国家或地区。至于道家，特别是道教，就不像儒、佛两家那样受到韩日等国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