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汉传佛教伴着汉文化的成长而成长，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而传播，它已不是印度佛教，而是地道的中国佛教，它虽没有否定印度佛教是其源头的母体，但已完全能够独立，不像藏传佛教，老是觉得还保留着一根印度的脐带。虽然藏传佛教之中，也有若干汉传佛教的成份，但他们总认为印度晚期的密教才是最究竟的，纵然佛教在印度已经灭亡了约八百年，今天尚有这一种情结遗留在藏人的意识之中。因此，谈起藏传佛教，大概会予人就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印象。若谈起汉传佛教，便代表着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也代表着北传佛教，其实，藏传佛教也是中国北传佛教的另一系统。

　　汉传佛教，虽经过约一千年的翻译，才由于印度佛教的灭亡而终止了译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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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传佛教的成长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之间，汉传佛教的成熟是在隋代及至中唐期间，所谓中国佛教的大乘八宗，都是在成熟期中形成的。

　　(1)隋代的智顗（538～597年）开创天台宗。

　　(2)吉藏（549～623年）开创三论宗。

　　(3)隋唐之间的道绰（562～645年）及善导（617～681年）开创了净土宗。

　　(4)唐初的道宣（569～667年）开创了四分律宗。

　　法相宗由玄奘三藏（600～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完成一宗之说的是他的弟子窥基（632～682年）。

　　唐初的杜顺（557～640年）、智俨（602～668年）、法藏（643～712年）累续发展而开出了华严宗。

　　禅宗虽起于梁武帝世(502年即位，594年殁)菩提达摩来华，为第一代祖师，其实要到唐高宗迄唐玄宗之世的六祖慧能(638～713年)及其门下的荷泽神会（668～760年）、青原行思(？～740年)、南岳怀让(677～744年)等人，才正式完成。

　　密宗在中国完成了组织化及体系化之各种圣典的传译者，是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不空（705～774年）。

　　由此可见，中国汉传佛教大乘八宗的完成，是在隋代迄中唐的二百年之间。嗣后便进入中国佛教的烂熟期，大乘八宗之中，也只剩禅宗一枝独秀了。

三
　　汉传佛教的译经事业，虽然持续了一千年，魏晋以前为萌芽期，南北朝时代为成长期，隋唐时代为成熟期。其中主要的伟大译师，有五位，也都是出现在公元第三世纪中至第八世纪初的四百四十年之间，那就是：鸠摩罗什（344～413年）、真谛（499～569年）、玄奘、不空、义净（635～713年）。前两位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后三位出现于初唐迄中唐期间。

　　汉传佛教的译经工程，实在非常艰巨，由于印度梵文与中国汉文的文法结构不同，思惟方法各异，文化背景更有差距，要做到翻译文学的三大要点「信、达、雅」，真是困难，选词、用字、构句，都要煞费周章。尤其是人名、地名、咒语、特殊用语、一语多义等，到了玄奘三藏时代的大译场中，始订定「五种不翻」（秘密、含多义、此方无、顺古、生善）的原则。在梵文原典，不仅是宗教的，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代从事翻译佛典的名家，也都有深厚的汉文学基础，译经的工作，也为汉文化中带来了极多的词汇，创新了汉文的体裁，扩大了想象的视野，开拓了人生的境界，丰富了宗教、哲学及伦理学的层面。无怪乎每一位译经大师出现之际，便有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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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译经场，虽然组织分工相当严密，共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部门。[5][5]　按理汉文与梵文是可以对读无误的，事实上，为了适应汉民族的固有文化，也希望能够让习惯于汉文化的人愿意接受佛教，所以有许多辞句已经汉化了，有些是被汉文美化了的装饰词，有的为了利于读经者的了解而用注释性的翻译，有的是将文句前后倒装，有的偈颂分句也加以上下更动。因为古汉文的韵文，讲究字数排列的对称整齐，便将原文原句分割。若将梵文、汉文、藏文来对读同一部经，就会明显地看出由于三种文化的思惟方法各异，而各有其个性，[6][6]　对于原典翻译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一部经典，被一再翻译，例如《心经》就有十种译本，因为后人对前人的译文不满，所以重译再重译；当然也有是发现了同经异本的梵文原典，所以重译。

四
　　佛教圣典，是在佛灭之后，经过多次的结集而被流传下来的。释迦世尊住世时代并未有撰写成文的经典，但是他对僧俗四众的弟子们，应机说法四十多年，在佛入灭之后，便由大迦叶于王舍城七叶窟，召开了五百罗汉的第一结集大会；接着有耶舍长老于毘舍离召开了七百人的第二次结集大会。之后，始有制式的经律传诵，但也开始了分部分派的形势。佛灭后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于华氏城召开了一千人的第三次结集大会，费时九个月，据说南传的《论事》，便是此一大会中的成果。到了阿育王之后三百多年，西北印度的迦腻色迦王时代，由于部派林立，众说纷云，便以世友菩萨为上首，集五百罗汉，依一切有部造《大毘婆沙论》，称为第四次结集。

　　所谓结集，有两项重要任务：将散杂庞大的圣典整理编辑成整套有组织的三藏；将各派各处的私计和部计，作厘清订正，让佛法保持纯粹，让大众有所遵行。可是类似的结集大会，仅行于佛灭之后四、五百年的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代，到了大乘佛教，便无第五次结集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虽无结集之名与结集之事，确有另一种形态的方式出现，早期的结集是以集体的会议，完成共同的成果，大乘佛教时代，乃由若干大师们，以个人的智慧重新总理三乘的体系，例如印度的龙树及提婆之阐中观；弥勒、无着及世亲之扬唯识。他们涉览深广，博闻强记，思辩无碍，命笔造论，动辄数十万颂，龙树及世亲，并为后世誉称千部论主。他们都是依据一种或数种根本经典为中心，整合全体大小乘经论，统理而成为他们自宗的一家之教。例如《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都有上百卷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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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入汉地之后，首先遇到儒道二家的抗拒，因此，为了在汉地生根，只得入境随俗，投合汉文化，运用汉文，模拟汉文化。佛教的尽量汉化结果，例如孝道的提倡，祖先的超荐祭祀，乃至僧尼的生活方式及衣着也汉化。不仅没有破坏汉文化，而且助长了汉文化的发展。在整合庞大的佛教思想方面，也有不少像印度大乘佛教那般的大师级人才出来，那就是大乘八宗的开创者。他们各自都有所依的经论，作为立宗的依归，注疏立说。他们虽不会蓄意将佛教改头换面，却自然而然形成了汉文化中的佛教。如果是保持印度原貌性质太强的宗派，传承不了多久，便会后继无人而告中绝，例如三论宗、唯识法相宗、密宗等。至于天台宗、律宗、华严宗，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大众的普遍信仰。唯有禅宗最受崇尚简约的汉文化所激赏。禅宗吸收了各宗的精华，非常简朴地奉献给社会大众，让中国人受益于平常日用中。初期的禅宗是依据印度经典的，后来则以中国的祖师语录为主，例如《碧岩录》、《临济录》所引用的论证及例证，出自经论的百分比极少，大多是引用中国的祖师语录，至此，佛教完全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