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汉化的完成，也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迄隋唐时代才陆续地形成。其实，汉传佛教原先共有大小十三宗。除了以上所举的八宗之外，尚有以东晋时代的道生为主的涅盘宗，以《涅盘经》为依归。鸠摩罗什门下的僧导及僧嵩等人，依《成实论》创立成实宗。以《十地论》为依归，出现南北两派地论宗；南道派的主将是慧光，北道派的主将是道宠。以《摄大乘论》为依归，由真谛三藏的弟子群建立了摄论宗。玄奘编译出《成唯识论》，由其门下的窥基等成立了法相宗；玄奘译出《俱舍论》，由其门下的普光、法宝、神泰等，加以注疏，成立了俱舍宗。如此的五宗，虽各有若干部论疏，唯其传持不久，便渐衰弱，有的被淘汰，有的成了同性质的大乘宗派一个阶梯，阶段性的任务完毕，便衰退了。例如成实宗流入三论宗，地论宗为华严学派所摄，俱舍宗终被唯识宗的光芒淹没，涅盘宗则由于天台宗也重视《涅盘经》而告衰退。

　　天台宗的智顗，依《法华》、《涅盘》、《大品般若》诸经及《中论》、《大智度论》等，着有三大部、五小部等大量作品，建立三止三观的实践体系、五时八教的教理体系，判摄释尊的一代时教，气势壮阔，对于教法的统合整理，所作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堪称空前。华严宗是承受北道派的地论宗，以及摄论宗和唯识学派的影响而产生，到贤首法藏（643～712年）而集大成，着有《华严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许多部书，都是组织谨严，思惟慎密而广征博引。天台宗主张性具，华严宗主张性起，两家都提倡观行，两家又都主张净土信仰。到了宋初，又有一位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年）出现，他以《楞伽经》的「佛语心为宗」的禅宗立场，又以《华严经》的角度，融合大小诸宗，所谓性相合流，会归于由「顿悟成佛」而至「一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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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禅净双修，完成一百卷的大书《宗镜录》。此在汉传佛教史上，应该也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结集。到了明末的蕅益智旭（1599～1655年），继永明延寿的余绪，也主张性相融会，整合包括天台性具、唯识法相、禅宗、律宗，而归净土；又整合全体三藏圣典，撰有一部《阅藏知津》，也可算是一次圣教的结集。

五
　　佛教文化，所以能够不借武力和经济力的威胁利诱，纯粹凭借它的教义内涵而弘遍亚洲诸国，如今也受到西半球欧美人士的欢迎，其原因就在于佛教的适应力强，弹性度高，遇到任何状况，都会保持无我而尊重对方的立场，讲空，也讲有；讲解脱，也讲入世；讲出俗，也讲随俗。特别是佛法不违世法而净化人间，佛教徒弘法不为自己求名闻利养和权力地位，但为人间大众离烦恼之苦、得解脱之乐，只希望能有为人付出奉献的机会，不与人争长论短，比高比低。所以到了中国，对于儒道二家的固有文化，一向站在肯定的立场，称之为人天善法，也是佛法的共同基础。

　　这是因为大乘佛法，有四依的教诫，所以不强调对于佛陀的人格的崇拜，也不强调对于佛语神圣的待遇，更不会强调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要被当作神格来信仰。佛在《阿含经》中就已说到，佛以法为尊，而缘起思想是法的重点，缘起法能使人悟见空性而解无明烦恼，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谓四依，见于《维摩经．法供养品》、《大般涅盘经》卷6、《大智度论》卷9等，那是(1)依法不依人、(2)依智不依识、(3)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在此四依中，依法不依人是被用得最多、最普遍的。

　　既然是「依法不依人」，只要能与佛法的立场及原则相应，不论是佛说或是任何人说的道理，都能被佛教徒接受。尤其从大乘佛法的观点而言，佛法可以有五个层次，即是(1)人、(2)天、(3)声闻、缘觉、菩萨。人及天的善法，是五乘的共法，声闻、缘觉虽被称为小乘，确又是大乘菩萨的基础。所以佛教传播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中，都不会排斥当地的原有文化，倒是能够提升当地文化的层次，丰富当地文化的内涵，能与当地文化结合融会，给当地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这一点，可以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藏两个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力量得到充分的证明。更可以从中国的大乘佛法，延申到韩日等国，而成为该等国家的新文化，得到证明。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之中，虽曾数度被儒道二家所抵制，结果反让佛教适应了中国文化，例如印度僧侣是以沿门托钵，来取得生活所需，到了中国则除了接受信施供养，主要的是靠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沙门不敬王者，是印度的礼俗，到了中国，渐渐地也能相安无事，原则上不拜王者，若为情势所逼，则把王者当作佛菩萨的化现来看待。印度佛教原无祭祀祖先的信仰，到了中国则顺应了中国的孝道思想，也做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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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远、报恩思亲的佛事。印度的沙门衣着，都是用整片的布匹缠裹及披覆，而且只许三件，到了中国，则除了在上殿过堂等仪典场合，也要披搭袈裟之外，平时都穿汉式的海青、褂裤。印度的僧房中不得有烹饪炊煮的行为，到了中国的佛寺，则有厨库及斋堂的配置了。凡此种种都是佛教适应中国环境而变成汉化的事实。这使得佛教认同了中国文化，中国人也渐渐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徒都会说：「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人也渐渐地不会再说：「你们印度来的佛教。」

　　儒道二家，先期是据于夷夏之别，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异端而加以排斥。但是这个外来文化，的确有其令人无法抗拒的生命活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几乎取代了儒家文化，而居于中国主流思潮的地位。这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及文化史的学者们而言，可能也会接受这样的观点。以致胡适之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写了上册，就不易着笔撰写下册了，因为隋唐时代的中国哲学，便是佛教，必须深入研究，始能有独到的见地。

　　事实上，当佛教文化在中国盛极一个阶段大约两百年之后，便为中国的儒家，带来了文艺复兴的契机，那便是由程、朱、陆、王等诸先贤，兴起的宋明理学，这些人都是饱读释氏之书而倡导儒家之说的，虽然还是高举反佛的旗号，但他们说心论性，根本就是佛化了的儒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是佛教主张的解行并重、福慧双运、定慧不二的套版。如果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这批宋明的儒者，尤其受到禅宗的影响很深，因此，禅宗有公案灯录，理学家们也有学案语录。

　　再说道家，原非宗教，是以符箓、图谶、炼丹等方术，结合民间多神信仰而形成的道教，除了依附老庄之说，为其思想背景，本身不具备高级宗教的条件。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自宋朝开始也完成了一套道藏，但是依据日本当代学者镰田茂雄博士编的《道藏中之佛教数据》显示，宋朝开始编成的道藏，其中有七十多部道经，是依据佛经改写的；所谓改写，仅是把若干佛教的专有名词，改为道教化的名词，再更动一些章节。有的连经名也照佛经原称抄取，例如《本行集经》、《父母恩重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因此，也可以说，佛经使得道教佛化，没有佛教的三藏圣典，恐怕也就难以编成卷帙庞大的道藏；名为三洞十二部经，也是仿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到了南宋时代，有一位名叫王重阳的道士，在北方辽金的统治下，创立全真教，与南方江西龙虎山张天师派的道教分庭抗礼，主张过出家生活，在实力上超过在家形态的张天师派，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内的白云观派。他们以《道德经》、《孝经》、《心经》教人，出家道士的共住生活规约则比照禅宗，名为「清规」，其中所列的项目名称，也采取了不少《禅苑清规》的术语，例如「开静」、「安单」、「出坡」、「常住」、「十方」等，白云观的建筑配置，也仿禅宗的丛林，可以说全真教是接受了佛化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