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多苦，心萌皈依──

　　分明是集千万钧于一肩，荷人生苦于一己，却看不出岁月镌刻的沧桑与痕迹。素净庄严的脸庞，在宽大的灰色僧袍掩映下，益显出风骨的萧瑟；并行直视的眼光落在每一位菩萨（众生）身上，是那样地健、和煦与坚毅。证严法师——一弱女子而为百世师，以慈悲喜舍的大愿，起救苦救难的大行，在东台湾创建了千秋万世的济人伟业。

有人尊他为“中国的史怀哲”，有人敬他为“中国的德蕾莎”， 更有人视他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然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这份“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伟大悲悯，究竟来自怎样的缘起。 　　

证严法师，故乡是台中县清水镇，俗家父亲在台中市、丰原、清水、潭子等地经营“戏院”业务，家境算是蛮富裕的。法师天性纯孝，十五岁时，母亲罹患急病──胃穿孔，需要开刀；在民国四十年代，开刀是很危险的事。因此法师向天祝祷并且发愿“只要母亲免病灾，愿减自己十二年的寿命，为母亲增寿，同时开端素食。”也许是孝感动了天吧！母亲的病奇迹似地好了。他真的开端茹素。

　　五年后父亲过世，这一重打击更大，他心心念念父亲往生后去了 那里。后来一位友人指点他到慈云寺去找住持修道法师，他问法师：“那一种女人最幸福？”“能提得起菜篮的女人最幸福。”法师说。问题是他天天提菜篮，为什么还是“苦”？

　　这是他首度与佛法接触，也是他对一些人生问题思索的开端：“如果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把这种参与社会悲怀推广到整个人类，把每一份爱家的心，扩展到爱社会、爱众 生，这应该就是一种幸福。”从某个归向宇宙生命大流的呼唤来讲，“出家”皈依佛门，通过佛教慈悲大爱的宣扬念头，似乎已在法师心底播下了种。 因缘留在花莲──

　　几度的离家弃俗不成，辗转浪迹，仍未找到栖身静修之所，时而台北、台中、台东，到处挂单，最后在花莲秀林乡的小寺─普明 寺安住下来，这一年他廿五岁，没有剃度师父，自己落发。

　　为了要受戒，不能没有导师，因缘和合，他便拜在印顺长老〔比丘界第一位以论文获得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者〕门下，印老说：“你要时时刻刻为佛教为众生啊！”说完，并为他写了法名“证严”字“慧璋”。问法师“证严”二字，是否有特别的涵义，他谦虚地答：“师父为我取名，总有他一种启发的期待，至于真义，我也不敢说。”

　　普明寺后面法师修行的小屋，现已不存。由于法师坚持“不受供养”，遵循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范；因此带着弟子自力更生，或加工打毛衣，或把废弃的水泥袋拆开，里层缝制婴儿鞋底，外层改装成小纸袋卖给五金行装铁钉，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常住生活。直到今天，静思精舍的一切开销，仍是常住师父辛苦作工赚来维持的，没有动到一分一毫的善款。  　民国五十五年，印顺长老受台北文化大学邀聘讲课，嘉义的妙云兰若道场无人可主持，便要法师带着弟子回嘉义去。然而他在花莲已待了数年，平常跟随他修行的两位老人家和卅位信徒，都舍不得他离去，甚至联名上书印顺长老，要挽留住法师。

　　在这样两难的取舍中，法师又是如何决定他个人的去留呢？

“因缘哪！”法师的声音低抑悠扬，却清越可闻地敲在每位与座者的心弦上。那是一幅仍憬然在目的悲痛画面，虽然已讲述多次，但每一次回忆，就是一次真实的苦难承担与感受，说者动容，听者也愀然心惊。　　

千手千眼，成立慈济──

　　民国五十五年，证严法师与弟子到某家医院，去看一位因患胃病而住院开刀的信徒，当法师从医院出来，看到地上有一滩血，但是没有看到病人，证严法师问“地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有人告诉法师说：“是一位原住民女子难产，他们听说住院开刀要缴八千元的保证金及医疗费，因为缴不起所以又把那妇人抬了回去。”法师听了这句话极为心疼，当时也无从进一步了解──，究竟那位妇人是死是生？

　　法师自忖：倘若能及时发现，也需有钱适时发挥救人的功能，

　　一样救不了人。他突然顿悟到佛教那句话：“千手千眼观世音，救苦救难观世音”，假如每个人都 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眼，那么五百人散播在各个角落，不就有千手千眼可以及时救苦救难？于是一个崭新的意念在他心底萌芽。

　　不多久，花莲海星女中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来向法师传教〔她们觉得有义务救这位背弃主的人〕，他们谈彼此的教主、教旨、教义，把天主的博爱视同佛陀的慈悲。但是修女在临离去前，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天主的博爱是为全人类，我们在社会上建教堂、盖医院、办养老院，你们佛教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