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本尊教派的传承以及宗教活动的鼎盛时期大致是在五代、北宋前期。据《传》记载：柳氏临终时是以“咒■授袁承贵”，袁应是第二代祖师，后蜀孟知祥时期，“应赐名位如故”，“后游南方，莫测所终”。第三代祖师系“蜀广政二十四年■■■■三日”，“又赐杨直京紫授金鱼，俾领主持事”。杨之后是否还有祖师，《传》中不再记载。而且《传》中说：“(前略)主事导公(即王直清)拜其墓于榛莽之间。公顾而叹日：本尊灵异■■■四方■■■■不■■■■■■■■■■■以崇奉之。■乃命本院尼仁辩■■■立■为本尊建塔于墓之上，架屋以覆之”。由此可见，柳氏的宗教组织至迟在北宋末南宋初，即《传》中所述王直清为其修墓之前，就已无传承而衰败了。

　　柳氏教派活动的范围和地区：《唐柳居士传》中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注意。《传》中说；“汝当西去，遇汉却回，逢弥即止”。“汉”即汉州，治所在雒县(今广汉市城区)，所辖县有唐时的绵竹、德阳、什邡、金堂等县；“弥”即弥蒙镇，在今新都县城关镇北面约十公里处，与广汉县交界。这段记载出自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以上地区从汉至唐，都是道教的势力范围。[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卷下》中记载：“蜀川释宝琼者绵竹人，出家贞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无他方术，唯劝信佛为先。本邑连比十方，并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门不入其乡。故老人、女妇不识者众”⑧。何谓“米族”，即五米道的信徒。再据《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道教典籍载：“上品八治”有“秦中治”，系“广汉郡绵竹县东”；“中品八治”有“隶上治”，系“汉州德阳县北”；“涌泉山神治”，系“汉州德阳县西北”；“下八品治”，有“后城治”，系“汉州什邡县西北”⒆。根据佛、道典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道教在那时绵竹、广汉一带有着雄厚的社会基础。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柳本尊教派活动的地区大致是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周围数县范围内。

　　所以，笔者认为：柳本尊虽不是中国唐代佛教密宗的传人，但他是独自以居士身份修习密教的卓越者，他根据自己对密教(以及那时佛教其它教派，甚至道教)的理解和修行，创立了一个以部分密教经典为主体思想的宗教组织，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其影响有可能达于沱江和涪江流域地区)，为了与唐代正统的佛教密宗相区别，因此笔者将柳氏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宗教组织暂定名为“川密”。

　　赵智凤与柳氏教派并无直接和间接的师承关系。赵氏五岁出家为小沙弥，十六岁时．到柳氏教派的圣地弥牟(即弥蒙)云游三年⒇。他为什么要到弥牟去呢?笔者猜测，有可能是他见到安岳的十炼图和听说了有关柳氏的传奇故事。不过，赵氏在弥牟寿圣院如何修习，师承何人，不见诸任何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一1189年)，赵从弥牟回到大足后，主持宝顶大小佛湾造像的雕凿工程(是否自始自终为他所主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他把安岳毗卢洞的十炼图基本照搬于宝顶，却又作了重大的改动。赵氏在大足宝顶十炼图中，将安岳十炼图中的主像改为柳本尊，并删去后者第五图题刻中非常关键的一段："天福(应为'复')三年七月十日呼紫绶金章谓曰吾今去矣，汝当久住，共持大教，所有咒藏咐嘱教授"(以下略)，并在宝顶十炼图窟的顶壁上添刻“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八个大字。而这是安岳十炼图题刻和《传》中所没有的。赵氏又在宝顶小佛湾经目塔（21）第一层刊刻“六代祖师传密印，十方诸佛露家风。大愿弘持入性海，虚名委弃若埃尘。本者根本，尊者至尊”三十六字。赵智凤到弥牟云游与柳氏去世，其间相隔二百六十年。他基于柳氏教派传承断绝，而采用接木术的手段，在大足十炼图的题刻中，既删去柳氏的生卒年，又不提及柳派的嫡传第二、三代祖师，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列为柳本尊临终付法和卒后的嫡传法嗣，可以说目的是为“攀龙附凤”。所以，某些认定柳、赵二人为中国佛教密宗第五、六代祖师(如前所述)是没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和历史事实的。即便是依照柳氏创立的“川密”教派世系，柳氏为第一代祖师，两个半世纪之后，轮到赵，他也绝对称不上是第六代师祖!

　　关于“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的问题。《传》中记载“(前略)居士持诵，夫人急疾有瘳，蜀主大悦，俱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太傅内殿持(以下文字至“孟知祥”共风化三十九字)”，前后蜀若封柳氏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绝不会在其封赐名号前冠以“唐”字。若是后唐赐敕，安岳十炼图和《传》就不应漏录这一重大事件!这就说明：大足十炼图中刊刻的“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应是赵智风对柳本尊的私谥。赵智凤在主持宝顶大佛湾的造像时，最先雕凿的就应是现在编号为第21号的“柳本尊十炼图”窟(至迟也不会是他晚年才雕造的)。这样，他才能借助柳氏的亡灵，使他“僭伪”的教主身份言顺名正。至于宝顶小佛湾毗卢庵中的《唐柳居士传》碑（22），也绝不是赵氏从弥牟寿圣院翻刻来刊立的，因为《传》碑的内容和宝顶第21号窟的题刻是矛盾的(如前所述)，会暴露出他对柳氏教派世系的“移植”和“篡改”。

　　三、结论

　　在唐王朝时期，由善无畏、金刚智两三藏法师所开拓，由不空、惠果二大阿阁黎所弘传、发扬的密教，都是有体系和传承关系的正统密教。但惠果以后，这正纯密教，遭遇武宗会昌法难以降，乃殆归于衰灭。中国密教的经典和与密教有关的经典、法门道具，以及其祖师像绝大部份被日本入唐八家带了回去，形成了“东密”（23）。不过，唐代正纯密教的某一尊(或某些尊)神像，或某一(某些)部密教经典，被晚唐和其之后的宗教人物所创立的宗教团体(或组织)所摄取，仍分化独立持续其生命于各地，终于广被信仰。例如：《唐柳居士传》中记叙柳氏“蔬食纸衣，律身清苦。专持大轮五部咒，盖瑜伽经中略出，念诵仪也。诵数年而功成”。根据《传》中记载，我们可以了知：柳氏既在组织上与唐代正纯密教无任何师承关系，即便是在教仪的研习，以及修行方面也和后者极少有共同之处。因此，这种分化的和中国唐代正纯密教无传承关系的密教，乃是从唐末五代一直演绎到两宋的密教。但两者虽貌似，而“神韵”毕竟相去甚远了!柳氏的“川密”教派就属于这种性质的密教。今天，我们本应认识清楚柳氏教派的宗教性质和理顺其传承关系，揭露赵智凤对柳氏教派所采取的偷梁换柱，如果仍将此二人恭奉为中国佛教密宗“第五、六代祖师”，这恐怕与中国佛教(密宗)史相悖。至于宝顶大小佛湾造像区是否系赵智凤开凿的密宗道场，我们还应该认真研究其造像内容和核心思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仍然囿于前人之见，那只能是与历史事实南辕北辙。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论证的了，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