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灯》2001年第1期  陈泽泓
　　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朝代，是佛教中国教派纷纷创立的朝代，佛教密宗也在此时传入广东，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演革的著述对此较少述及。本文对唐代密宗入粤及有关文物略作勾沉，以为补充。
　　一、密宗入粤
　　密宗又称瑜伽密宗，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印度的佛教在其发展后期渐与传统的印度宗派——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了密教流派。密教的特征是主张身密(手结契印)、口密(口诵真言咒语)、意密(心作观想佛尊)等三密相应而行，可以即身成佛，求得出世的果报。他们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不能见诸文字、广泛流传，只能对受过灌顶礼的弟子密传，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规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的特征。由此与信奉佛教诸部经典的显宗相区别。我国和日本传统把印度初期佛教经典特别是巴利文律藏中所传的密咒、仪规等等称为杂密；把七世纪中叶以后相继成立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的教义和实践称为纯密。唐以前传入中国的密宗是杂密，唐代起传入中国的密宗是体系性的纯密。
　　密宗传入广东之途径，有间接的，也有直接。间接的传入是朝廷的推广和崇信密宗的官员入粤所带动。大历十一年，唐代宗曾诏令全国僧尼必须在一月之内背诵精熟《尊胜陀罗尼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具陈所诵遍数进上。由此尊胜陀罗尼便传遍寺刹，密宗之风至盛，必然波及广东。至于密宗传入广东的直接途径，其影响也不能忽视。体系性的纯密是在开元年间由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传入中国的，这三位高僧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他们来华后直接翻译、弘传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的纯密，一方面以其宣传正法护国思想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唐玄宗复兴王室的需要，另一方面以融汇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和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术等迎合了当时的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因而得到急剧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开元三大士中之后二者都在广州留下了传教的轨迹。
　　中印度僧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由印度经陆上丝绸之路进玉门关抵长安，受到唐玄宗礼遇，被尊为国师，设内道场，为皇族灌顶授法，主持译经。三年后，开元七年(719)，开元三大士的另一位高僧金刚智泛海而来，在广州上岸入中国。
　　金刚智，南印度人。少年时在那烂陀寺求学。授《金刚顶经》密法，又译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他自海上泛舶而来，遍历南海二十余国，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然后赴长安“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金刚智在广州的活动未见详述，《宋高僧传》记载他“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自开元七年(719)，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诫，建曼拿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推论其在入华首站之番禺，当有于名刹建法场立坛灌顶之佛事。又据《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所载：金刚智以开元七年至广州，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拔度四众，帝闻。迎入京师，敕住大慈恩寺。?但未知典出自何处。又据《唐会要》，金刚智抵广州时，节度使(按，此官衔有误。岭南节度首置于至德二年(757)，此时岭南的最高长官应为岭南五府经略使)派了两三千人分乘数百条小船，远迎海上。?此也可作为金刚智在广州必有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佐证。
　　不空是金刚智的弟子，北印度人，幼随叔父来华，15岁时为金刚智弟子，敏通佛经，颇受金刚智赏识，常令共译佛经。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示寂之后，不空奉其遗旨，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等国求梵法。不空此行，是从番禺(广州)出发赴海上，因而在广州有一番佛事活动。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邻为鳞误)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不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于此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岭南信奉密教者之众，上自经略使，下至数以百千万计之大众；二是不空在广州法性寺大摆道场，影响甚大；三是不空从广州下南海求法乘的是番人商舶，这条航线应是当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不空于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带回密教经典200卷。共译出经典111部，143卷，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所译为密宗重要经典。不空在内道场中为玄宗、肃宗、代宗灌顶受法，成为三代国师。先后被加封为鸿胪寺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赐食邑三千户，辞而不受。不空从天竺回中国的途径未见其详。天宝八年(749)诏许其回印度，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显然，不空赴印来往是取道海路，其于天宝五年返华当经广州。以不空在朝廷之地位，其途经广州必然在岭南推动崇信密宗之热潮。他在返华三年之后，竟被诏令“许其回国”，实际上是被下了驱逐令，其中原委，有关传记讳莫如深，但事出有因。《旧唐书》载这年五月，“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不空由广州出海取经，正是这位刘巨鳞为他大摆道场，在岭南掀起信密热潮。大概是刘巨鳞贪赃枉法，自知有亏天理，对奉佛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狂热。他不但带头接受不空灌顶，还发动郡人欢送不空下师子国，并为其一路平安亲自出面作了安排。由此可见，不空的传教活动得到刘巨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刘巨鳞坐贿决死与不空同时被遣返回国，必有关联。不空最终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在岭南停留下来。一入粤北，便托病滞留不前。据撰编于同时代的《贞元录》所载，不空“发自京都，路次染疾，不能前进，寄止韶州”，显然得到王公权贵的支持，而终于获敕令且住。在岭南一住，居然长达四年，“日夜精勤，卷不释手，扶疾翻译，为国为家。”其后又得以东山再起，重返京中，至于事业之极盛。不空在粤这四年的活动及译著，不见于后来的译著目录。但由此可见其在岭南之影响非同小可。
　　密宗番僧从海路由广州入华，不止于金刚智、不空。北印度高僧智慧，曾在那烂陀寺学佛，发誓东传佛教，修舶泛海，遍历南海诸国。德宗建中初年(780)到达广州，直至贞元二年(786)始届京辇，迎入西明寺译经。在广州逗留长达数年。
　　综上所述，唐代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的一个重要口岸。一些重要的密宗高僧在广州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对密宗入粤有重大影响。
　　被奉为禅宗南宗创始人的禅宗六祖慧能，圆寂于先天二年(713)。当时禅宗在岭南佛教界可谓至尊之教派，而密宗仍能在粤地引起如此强烈之反响，除了密宗在朝内受到青睐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密宗注重咒术、以法事祈雨禳灾、经文有神秘感而无显宗诸经穷尽佛理之深奥。凡此种种，与岭南人之观念易于接受。在密宗式微已久的近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岭南仍有东渡日本学法，又在广东复兴密教之风气。佛教诸宗派中，净土宗、密宗得以与禅宗在岭南争一席之位，值得研究岭南佛教史、思想史者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