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东初 

　　一、我国密教之传承  

　　佛陀所说的教法，约而言之，则有显密及大小乘之分。 

　　就显教言：佛有法、报、化三身。显教则为化身佛所说；密教则为大日如来所说，是法身佛，亦即是释迦牟尼佛。因诸佛法身是相同的，释迦佛化身，同是六大平等普　，所以法身佛，也就是释迦佛。大日如来所说大日经及金刚顶经，由上首金刚手菩萨结集，纳之于南天铁塔中，至释迦牟尼佛灭度七百年间，龙猛菩萨开铁塔，亲礼金刚手菩萨，承受大法。龙猛又传其弟子龙智，龙智化行南天竺及狮子等国，寿七百岁，并传两部大法于善无畏及金刚智二人。 

　　自此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三藏，传来我国。善无畏传与一行大师，因一行大师专攻著述，尽得善无畏真传，笔受大日经，记其秘义为大日经义疏二十卷，又作义释十四卷。为密教主要的经典，是为我国密教传来之开端。 

　　金刚智三藏于开元八年，率其弟子不空三藏，同来长安。奉　建曼荼罗，开始灌顶传法，其弟子不空得法后，复从善无畏受胎藏法。金刚智入灭后，不空三藏又回印度，在南天竺遇龙智阿阇黎，更得金刚瑜伽十八会等经法，及其它仪轨等五百余部，并周游五天竺，广求经法。天　五年再来我国，大弘密法，遂与善无畏、金刚智二师，并称为开元三大士。

　　不空三藏门下，得法的上足，则有含光、惠朗、昙贞、觉超、惠果五人。就中以惠果大师，博学深慧，尽其秘藏。当时日本空海（弘法）大师来唐求学，惠果阿阇黎说他为三地菩萨，于是将全部大法传给他。弘法回日后，依十住心判教，在日本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大弘密教，至今不绝，称为东密。

　　与空海同来我国求学之最澄（传教）大师，除在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习天台宗之心要，复从越州龙兴寺泰岳灵岩寺沙门顺晓习密教，受灌顶法，并书得经疏百二部壹百十五卷。其回国后，遂将我国天台教，加以密教化（包括密、律、禅），创造日本天台密教，通称为台密。或说东密由惠果传去为正统，台密是旁传。

　　密教在中国，要以唐代最盛，至晚唐逐渐衰微，降至宋代，虽有法贤、施护、法天等译出密部经论，然未能光大发扬。元代入关，弘传西藏喇嘛教，盛极一时，即所谓藏密是也。明清两代，由于政治关系，虽于宫廷崇拜喇嘛教，特申禁令，民间不得传授真言密法，其用意甚显。

　　民国以来，东密传入中土，弘于民间。而国内僧侣赴日本求学密教者，先后则有大勇、持松、显荫、纯密等多人，其于我国密教弘传构成一新的趋势　　

　　二、大勇与持松

　　我国东渡日本求学密法最早者，则为大勇及持松二师，其于民国十一冬联袂东渡。大勇，四川巴县人，清季，卒业法政。武昌起义，创建民国，历充军政司法之职。初与重庆佛源法师建香光学社，得窥入佛门径。乃于民国八年四月佛诞日依太虚大师出家。同行三人为黄葆苍、董慕舒、李锦章，剃落于宁波归源庵。先是葆苍至重庆，与慕舒、锦章为法友。三人发心深彻，誓愿出家专修，以事弘扬，以救世人。太虚大师度其出家，字以大慈（葆苍）、大觉（慕舒），大勇（锦章）。大慈于民国十一年卒于杭州。大觉于民国十四年三月卒于重庆之归源寺，大勇于民国九年金山寺受具戒后，旋赴五台山顶礼文殊，乞勇猛智。民国十年秋，太虚大师于北平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自五台来，参加听讲。日僧觉随阿阇黎适在北京弘传密法，并得梅斐漪等崇敬，亦来法会听讲，意欲邀太虚大师东渡，以传授唐代东传之密法。太虚大师无意于此，于是大勇发心欲往一试，大勇遂与觉随东渡。孰知大勇抵东京，东济博（陈元白之子），适在东京留学；因与大勇同觉随往高野山学密。而觉随赴高野山途中忽生变化，对二人竟施出种种欺凌的手段，抵高野山后，不能安住，陈济博仍回东京，大勇访得金山穆昭阿阇黎，其认大勇堪从学习。但须筹备学密二年学费，乃于十一年春回抵杭州，筹备经费，遂于是年冬再度东渡，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经一年余，传法灌顶，授阿阇黎位。乃于民十二年十月回国，本想闭关专修数年；不料，初抵上海，即为沪杭佛徒江味浓、吴壁华等邀在沪传法，劝请开坛传法，上海略传灌顶。到杭州又传十八道一尊供养者十人，习咒印大便法者，多至百人，月余竣事。潘国纲、王吉樗（已升实业厅长）皈依甚盛。武汉佛徒亦多盼大勇早莅武汉传法。至腊月十五日始抵武汉，住武昌佛学院内。武汉佛教会开会欢迎，并请于佛学院开坛传法，自腊月二十二日开坛，至民国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止。陆续授一印一明共开灌顶坛十次，入坛学法者，在家居士则有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承、杜汉三、黄子理六居士，及女居士三人，及院内学员等共二百三十七人。于是中绝千余年之密法，顿呈勃兴之望！武昌佛学院学僧，以及武汉居士几全部倾向于神秘的密法矣，则对武院未来之发展，显有重大之影响。太虚大师改革佛教根本之道　──武院，亦可说为新僧运动之大本营，就因密教勃兴，遭受到意外的挫折；以往支持武院之诸大董事，都因转向密法，求其即身成佛，而无意继续支持武院，实出太虚大师之意外。（见「太虚大师年谱」）

　　密林，字持松，湖北省人，民国四年，初入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亲近月霞尊宿，研究华严教义。民国八年主持常熟兴福寺，继应慈法师后，主讲「法界学院」，专弘五教。民国十一年，马冀平主安徽教育厅，遂与安庆迎江寺竺庵法师，商办佛教学校，礼请常惺法师主办。常师与持松，同属月老门下，又同为华严大学同学，私谊甚厚，遂请持师至安庆任教。未几，因欲研究密宗，即于民国十一年冬，与大勇法师联袂东渡，至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得阿阇黎灌顶位，于十三年春回国。初于上海传法，是年夏由沪往汉，途经安庆迎江寺，重游旧地。常惺法师特开会欢迎，持松法师即席陈词，报告东行经过。

　　「鄙人才疏学浅，留东年余，愧无所得……当民国四年，余在杭州华严大学肄业时，日本有二十一条要求，并有来华传布佛教之说，闻之不胜怀疑。我国千余年来，佛教虽迭有兴废，而大乘教理，绵延未绝。日本佛法，为中华之末流，有何特殊之点，转欲传布于我国？然其自明治维新后，或亦不无可采之点。尔时即欲东往，一探其究竟，奈时机未熟，殊失所期。迨十一年冬，杭地诸居士劝学密宗，余以此乃中国绝学，假此并可参观日本佛法之设施，遂慨然允诺。于冬月底放洋。初至横滨，观其填街塞巷，多数僧徒三五成群，聚众演说，并游行示威，询其所由，盖罗马教皇要求驻一总监于东京，管理传教一切事宜。日僧以此于教权有碍，全国集议反对，政府卒以此力争，事不果行，彼国教徒团体之坚，为若此也。鄙人当时目击心伤，回思曩者日本欲布教于我国时，曾未闻我国僧徒，有若何之举动，或集一团体而抵制之，甚且有不知其事者。纵有一二高明之士，思有所建树，办学以植人材，结会以重团体，有彼如聋若哑之辈，尚有群聚而非笑之者，谓余辈出家数十年来，高枕无忧，素未开会办学，亦能度此安闲生活，何用斯躁进为？又安知患生眉睫，祸隐萧墙，人方挟持异说以凌我，倘不早固根基，则将来大教必有陆沈之一日。鄙人兴念及此，能不痛心疾首邪？复至高野山，潜究密宗，并探其佛教设施状况，彼现有宗派，略分十余种，而各宗皆有一专宗大学，以培高深人材，而其小学中学，更不一而足，教徒　有不入学者……其教徒学识甚高，多能服务社会，就中尤以大谷大学办理最善，资格与帝国大学相等。其教授南条文雄及我国杨仁山居士常通音问者，今犹健在……此上就日本佛教措施上可为我国取法者，略说如是。但其最弱之点，则为戒律废弛，娶妻食肉，视为分内。彼邦佛法，名虽兴盛，实则三　之形神不完，以戒为师之语，彼早视为小乘不足重矣。以视我国笃持戒律，行解兼优者，尚得十分之三四，纵有不肖者，不过暗室欺心，较之日僧之公然违律，不啻有霄壤之隔焉。故吾国同胞，倘能改革旧习，奋发精神，广立学校，严紧戒律，恢我教固有之精神，则前途之希望，正未可限；不特不须彼辈来华布教，并可以祖国之家风，往矫其非，斯在我辈之奋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