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居士传法义：佛说七众弟子，以出家众为主，乃三　之一，今曲解经疏谓：「俗人为主，比丘为伴」，此为居士传法之辩护。其言曰：「曼荼罗大日如来髻形居中台，四佛比丘形居四方，明明示比丘可向居士求法之意。」又曰：「大日经疏有阿阇黎解髻更结，若出家人应以右手为拳置于顶上之文，明示阿阇黎为在家之居士。」又曰：「不空惠果弟子中皆有居士受传法灌顶，可为先例。」要知曼荼罗为一种象征，大日如来法身遍照，无一定相，其现髻形，无非示同天人应化之像，其居中台，亦示无一定之方所，安能曲解为比丘可向居士求法之证？」（海刊一五、三）。白衣说法，比丘下听，此为佛法之衰象，何况传法授戒，如居士已得阿阇黎位，必欲承嗣传法，直须舍弃俗缘，出家专修，以住持大法，何必留恋俗缘，徒贪利养，自开变例，破坏佛制。唐密、东密、藏密皆无以居士身份传法之先例。且居士未受具戒，何能以戒授人，自欺欺人，宁非怪事，况以居士而授戒比丘耶？（注二十一）

　　三、即身成佛义：就显教说，须经三大阿僧祇　，行菩萨道，乃能成佛。而密教不越三祇，即身成佛，犹如神仙拔毛飞升，宁非怪事？要知密教之兴，乃在印度佛教末期，婆罗门教崛起，佛教式微。佛徒卫教心切，欲摄化而教之，不惜容纳婆罗门教仪轨，以为修法之仪式，并采其梵我一如的思想，纳诸佛教教义中。故有入我我入，即身成佛之义，此种惨淡经营，苦心孤诣，千载而下，意以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之说：并以三阿僧祇　乃能成佛，是为三乘教，即身成佛，是一乘教。如此强分优劣，无异认血肉之身，可超出三界，无怪习密者修法入观，竞向神通，有类巫祝，导群众入神道，殊乖佛法正义。

　　四、声字实相义：真言声字，为三密加持之一，「学工书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诵之观之，必证不坏之身」，是则真言声字，即法身实相所寓，宜如何准确画一，始获殊胜之功德？乃今之弘密者，虽同一出，同持一咒，而每一阿阇黎，即有一特殊之咒音，一若非此无以标榜其门户也者。由此辗转相传，有潮州之梵音焉，有香港之梵音焉，有四川之梵音焉，学者为之望洋兴叹。余稍治梵音，略谙声明，侧闻各派之念诵，反不若旧传之大悲准提等咒，全国一致，异口同声，余滋惑焉。倘再传而后，派别愈多，咒音愈杂，将声字实相之谓何？安得已证悉地之阿阇黎起而正之哉（注二十二）？

　　由于王氏荒谬绝伦的邪见，唱其违背佛制的怪论，引起巨大风波，东密在国内，自此遭受无情的打击，藏密顿然勃兴，白普仁、多杰尊者、班禅大师等，不特其身份地位，足以引导，而各人真实修持，显密兼优，以致政界显要，若戴季陶、张继等，竭力拥护，迎于北京、南京、杭州，修建时轮金刚法会，于是藏密显占上风，反之，东密日渐销沈湮没，民二十年后，几无人问津矣！

　　五、谈玄与台密

　　日本佛教的密宗，由我国传去者，则有两派：一是由传教大师传去的台密，台密是以天台教观为中心的密法；一是弘法大师传去的东密，东密是以弘法大师十住心论及判二教论为中心。或曰：东密由惠果传去者，则为正统，台密则为旁传。

　　其实，空海来华仅八月；惠果，并非密教第一流之高僧。故空海所学，实远不及台密之传教大师，「而空海以悍挚凌夺，其二教论，十住心论等，皆建于此狠气戾气之上。受其传者，自亦分沾其气分，故相残相争。」（注二十三）观乎王弘愿与曼殊揭谛，此言诚不虚也。从民国十年至二十五年间，东渡学密者，先有大勇、持松、显荫、又应、纯密、谈玄诸师。大勇、持松、显荫等，皆于高野山金山穆昭学东密，得阿阇黎位归国。大勇十二年回国，十三年春持松又回国，显荫十四年春回国，未几，即逝世。谈玄法师则于民二十三年东渡修学密宗，特别是研究台密。经一年有余，而得日本台密东密，两大支流的密教传法灌顶学位。于二十四年年底回国，这是我国获得台密东密两大支流密法灌顶的第一人。

　　东密在我国最盛时期，则在民国十二三年间，大勇之初究东密，其教相不及持松，然二人之学又仅限于高野山之东密，匆匆归来，结缘传法，席不暇暖。但对重新建立东密根本计划，尚未计及。而东密于国内已开始发生变化。民十三四年间，因班禅、白普仁多杰尊者集于北京弘扬藏密，声势浩大。以北京为中心，十五六年渐及鄂、湘、赣、江、浙诸多省分，遥与东密相对峙。这时东密发生主要变化，则为民十四年大勇舍弃东密改学藏密，一时风起云涌之东密，既因大勇而兴，亦以大勇改学藏密而衰。民十三年夏雷斧来华，后有曼殊揭谛，传授密法，王弘愿从其受法灌顶。民十六年后，国内政治发生变化，东密益衰，藏密日渐高涨。东南一隅，虽有俗人王师愈（弘愿）的孤鸣，终因其身为俗汉，且唱出荒谬绝伦的邪见，居士可作阿阇黎，为出家比丘师，掀起巨大风波，缁素全体而攻之，申斥其邪见，于是东密一蹶不起。谈玄法师不特于教相有甚深的研究，而于中国禅学，更有深刻的体会，其于时代环境，亦有清明的认识。今复将日本两支密法，得其全盘灌顶学位，其体质与学力，足以重建日密两部曼陀罗，使绝响千余年之东密，重振声铃鉎！

　　谈玄法师东渡学密，不特受日密两部曼陀罗灌顶位，并携归二千余种之密宗书籍，内多为中国之失传者，及其它密宗应用法物。特假佛学会上海分会，公开展览。展览品目，计分三大类；（一）书籍，（二）图表，（三）佛像标本及供佛衣品。就中以书籍最多，包括中国佚失由日寻回之佛典，手抄佛典，就编目录内容而言，总共二百一十四种，约一千七百余册。未编目录者，约百余种，计八百余册。版本宋刻、明刻、清刻、手抄、油印、影印等本均有，大多数为铅字刊印本，装订有和装者，有中装者，大多数为洋式精装本。书中文字有为纯汉文者，有纯英文者，有汉和文者，有梵和文者，有英梵文者，有梵汉文者，有藏汉和文合刊者。其所展览版本，几全为不易得者。就中和汉佛教年契，上世印度宗教史，印度宗教教史，西藏语辞典，佛教大年表，梵汉五部秘经。中国已无而日本仅存者，则有八啭声钞（有关音韵之书）、秘藏经、宗镜录、经海一滴等。日本尚未刊印之手写本，有子岛流四度次第、安禅寺流四度圣教，并诸尊单法，金胎合灌私记、金灌私记、密宗研究等。就中经海一滴系清雍正刊印，每部第一册序文后均印有「雍正宗翰」字样之朱红印章，极为珍贵。此等书籍，均藏于武昌佛学院图书馆。